蒋介石与中国抗战之开启水煮历史

在很多年以前，大陆学界对蒋介石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和之后的抗日态度，往往颇多批评指责，甚至怀疑蒋介石并无抗日意图。改革开放之后，对这一问题大陆学界的看法已经很少歧异，而且除少数学者对蒋领导发动抗日的效果评价或有不同外，几乎所有学者对蒋介石要否抗日的问题，已众口一词，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但是，要具体了解蒋介石在“七·七”事变前后，特别是在决心实施全面抵抗时的思想动态及其决策过程中的心态变化，还是不容易做到的，这自然也是因为史料上还有相当的局限。但随着蒋介石日记原稿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所收藏并对外开放（2006年开始开放，2007年继续开放1932—1945年部分——编者注），这样的条件明显地成熟起来。

不论蒋介石经历这一过程走向抗战给他和整个国家带来了怎样的结果，作为一国统帅，在当时条件下绞尽脑汁、担惊受怕，以至焦头烂额的决策经历，也许比他最终选择了什么，还更值得研究历史的人给予同情和关注。

如意算盘：以进为退，局部解决

继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1935年夏秋，日本人进一步发动华北事变，意图造成华北几省事实上的独立。当时事件频发，蒋介石一度心惊肉跳，疲于应付，甚至不得不亲自出面找到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再三要求苏联政府同意与中国结成军事同盟，以共同对抗日本的侵略。虽然最终虚惊一场，但此种经历，显然让蒋介石的神经经受了许多磨炼。这种情况对“七·七”事变爆发初期蒋介石的心态，不能不产生某种影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消息，蒋介石是次日得到的。对日本此次侵略行动的准确判断，成为蒋介石决定和战的关键之点。而由于刚刚经历了1935年那场使他心惊肉跳的华北事变，蒋介石显然已经对平津地区发生这种大大小小的军事冲突有了相当的思想准备，变得见怪不怪了。故一时间，蒋介石并未感到特别紧张。他在当天的日记中甚至推测称：“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之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

在蒋介石看来，此一事变最为严重的后果，就是日本可能乘机割占华北，或以武力促成华北特殊国的建立。基于1936年蒋介石自己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最后关头”一说所做的解释，他断不能容忍华北走上伪满洲国的前途。

因此，无论日本人计划如何，蒋介石都必须要有所准备。问题是，蒋还并不能充分把握此一时机如何，故有“我之决心应战，此其时乎？”的疑问。注意到蒋在日记中信心满满地估计：日方此时“无与我开战之利也”，可推知蒋对应战可能导致大战的危险并无深切的认识。

因此，他当日的决策仅仅电令原西北军系统的孙连仲、庞炳勋、高桂滋等部“动员”外，再无提出进一步的军事计划。

日本这时驻屯华北的军队，仅为混成第四旅6000人。而驻守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约10万人。这正是蒋介石估计日本当不致有计划借机对华开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因为长期以来对导致中央军势力退出河北平津地区的“何梅协定”感到不满，蒋介石也正想利用这一机会使中央军重回河北地区。

因此，9日晨蒋介石起床之后，想到的不仅不是如何抵抗，而是如何乘此冲突之机，迫使日本“撤退其丰台之倭兵或取消冀东伪组织”。

7月10、11两日，蒋介石接连得到消息称，日本关东军态度强硬，并已增兵关内；日本天皇亦从外地赶回东京，日本内阁也有增兵华北计划。对此，蒋介石仍未给予足够重视。

他相信，日本此次挑衅的目的在华北，而不在整个中国，增兵仅为逼迫中方屈服而已。因此，蒋介石依旧坚持强硬态度，非进兵河北不可。

依照蒋历来的思维和行事习惯，他自信：日军之意在非夺取卢沟桥不可，只要我积极准备，及时北运兵力增援，显示备战决心，且确保卢沟桥不失守，自能迫使日军知难而退。他甚至估计：“我军已开始北进，彼或于明日停战。”

为宣示中国政府的态度和立场，蒋介石在事变后不久即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书。然而，和蒋介石估计的不同，外交部乃至军政各部的态度却相当谨慎。他们研究甚久，均觉难以着笔。他们报告给蒋介石的理由是：“中央并非申明宣战，仍须说明和平愿望，而地方政府已与对方签订和平条件，中央尚不知底蕴，仍在调兵遣将，准备抗战。是中央与地方太不联系，故发表宣言，甚难措辞。”

蒋介石此时考虑问题的重点，仍不在和战，而在乘此机会能使中国重新立于更主动的地位。

因此，他对宋哲元过于保守、生怕扩大事态的态度尤为不满。

但对于实际上处于割据地位，又有日本人参与其间的这种地方实力派人物，蒋介石除反复去电劝阻其不要妥协外，也别无他法。

因此，他只能以中央政府的姿态表明立场，同时将北上军队停止在沧州与保定一线，仍将卢沟桥和北平交给宋哲元部坚守。他判断：日军“最大限度为占领永定河以东地区，成立伪组织”。因国际关系和各国权利所在，日军必不敢轻易占领平津。

12日晚，蒋介石得到情报，得知日本内阁宣言决定支持华北事变，日本关东军已抵达天津。他的估计自然发生了变化，推测：此次事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考虑一晚后，他在13日决定：抽高射炮部队，并立即运送弹药去华北，同时发表对倭宣言，公开中央军进驻保定消息。故当有传言说宋哲元意欲妥协时，蒋介石当即电告宋哲元称：“卢案（即卢沟桥事变）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决无已时。中（国）早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

7月16日，蒋介石对形势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他当日开始在庐山召集专门会议，邀集社会名流，共商抵敌之策。他亲自起草了关于卢沟桥事件的宣言稿，他依旧估计：倭寇一贯使用不战而屈之伎俩，观卢案发动已10日彼仍徘徊威胁，未敢正式开战，可知其无意激战。且即使倭寇准备大战，“则其权在倭王，若我宣言能感动倭王，或可转危为安，是较平时权在下级与前哨者当易为力乎？”故他断定：我决心抵抗之宣言发表，“决不致因此而引起战争”。

换言之，蒋介石的这篇谈话稿，实际上并不是对自己人讲的，倒是主要说给世人，尤其是说给日本人听的。要让日本人明白，真打起来，中国人是会拼命的，对日本不会有任何好处，希望日本人会知难而退。

据此，蒋介石17日在庐山谈话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宣读了他的谈话稿。声称：基于东北四省的经验和塘沽协定后的教训，我们已退无可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