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甲骨文最早的“伯乐”？文史走廊

1899年的深秋，北京锡拉胡同的王府里，一缕药香混着墨香，缠缠绕绕漫过窗棂。

国子监祭酒王懿荣正卧病在床，伤寒缠身后久未痊愈，大夫开的药方里，有一味寻常却陌生的药材——龙骨。

身为金石学界的名家，他一辈子与古物打交道，骨子里藏着对未知古物的敏感。家人抓药回来，他强撑着坐起身，非要看看这“龙骨”究竟是何物。

那是些破碎的龟甲与兽骨，表面沾着泥土与药渣，看着和普通碎石别无二致。可当他指尖抚过骨片，目光忽然顿住——一片拇指大小的骨头上，隐约刻着些似篆非篆的纹路。

那些纹路纤细而古朴，多方折少圆转，既不是金文的厚重，也不是小篆的规整，像是被人用利器细细镌刻，藏着岁月的密码。

王懿荣心头一震，常年研究金石的直觉告诉他，这绝非寻常刻画。

他连忙找来放大镜，凑在灯下一遍遍细看，又翻出家中珍藏的金石典籍比对。越看，他心中的笃定越强烈：这一定是某种失传的远古文字，比已知的任何古文字都更为古老。

他急着找到更多龙骨，不顾病体虚弱，当即吩咐仆人再去抓药的鹤年堂，叮嘱掌柜万不可将龙骨捣碎，还留下一锭银子当订金，让掌柜务必把送龙骨的人引荐到府中。

彼时的龙骨，不过是药铺里的寻常药材，一斤只卖六文钱，被捣碎后入药，没人在意它身上的纹路。

谁也不会想到，这不起眼的“药材”，会被一位金石学家的慧眼识破，揭开一段沉睡三千年的文明密码。

没过多久，送龙骨的山东潍县古董商范维卿被引荐到王府。王懿荣见到他，开门见山询问龙骨的来历，又拿出那片带纹路的骨片请教。

范维卿答道，这些龙骨出自河南安阳的农田，农民耕地时挖到，便捡来卖给古董商。

得知出处后，王懿荣当即出价，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收购了范维卿带来的十二片大甲骨。这个价格，在当时足以买下几亩良田，范维卿又惊又喜，当即应允日后会专门为他搜罗。

从此，王懿荣踏上了寻访甲骨的路。他派人走遍京城各大药铺，高价收购所有带纹路的龙骨；又嘱托范维卿常驻安阳，源源不断地为他运送甲骨。

他还特意叮嘱范维卿“秘其事”，生怕消息传开后，甲骨遭到破坏。

那段日子，王府的书房成了他的“战场”。白天，他处理国子监的公务，兼顾团练事宜；夜晚，便独坐灯下，与这些古老的骨片相对。一盏油灯，一把放大镜，一叠典籍，陪着他熬过无数个深夜。

他逐字揣摩骨片上的纹路，对照《尚书》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记载，一点点拼凑着文字的含义。

最先被他认出的，是“日、月、雨、山、水”这些简单的字，每认出一个，他都忍不住抚掌长叹，眼中泛起泪光。

这些文字，是殷商先民刻下的卜辞，记录着当时的祭祀、农事、征战与婚嫁，是三千多年前先民们的生活印记。

王懿荣首次断定，这些文字是商代文字，将汉字的历史，一下子推到了公元前1700多年的殷商时代。

不到一年时间，王懿荣便收购了近一千五百片甲骨，其中有一枚完整的龟甲，上面刻着五十二字，是当时最为珍贵的藏品。

他将这些甲骨悉心整理、编号、研究，写下了最早的甲骨文研究笔记，为后世的甲骨学奠定了基础。

或许有人会说，甲骨文的发现是偶然——若不是王懿荣生病，若不是他恰好看到龙骨上的纹路，这份文明瑰宝或许还要沉睡更久。可这份偶然的背后，是他一辈子的积淀与坚守。

王懿荣出身仕宦世家，祖父曾任山西巡抚，父亲也是地方官员，可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生活清苦。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放弃读书，十七岁便开始撰写金石学专著《南北朝存石目》。

他泛涉书史，嗜爱金石，足迹遍布鲁、冀、陕、豫、川等地，搜罗古籍与古物，凡是三代以来的铜器、印章、碑版，他都悉心珍藏、潜心研究。

他曾拜访潘祖荫、吴大徵等金石名家，与他们切磋探讨，未中进士前，便已是名闻京城的金石学家。

他生性耿直，号称“东怪”，从不趋炎附势。甲午战争爆发时，慈禧忙于筹备六十大寿，耗费巨资修建点景工程，他不顾朝野非议，连上三折请求暂停庆典，先全力抗敌。

这份风骨，在晚清的官场中，显得格外难得。

可命运的齿轮，总是在不经意间转向悲凉。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与光绪仓皇西逃，王懿荣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奉命守卫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