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中国留学生之所以不安原因在此杨振宁

出于对中国深厚的感情，杨振宁教授自1971年起经常归来探亲访问，迄今已有25次。杨教授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他的关心，自然要表现在物理学的研究上。然而，只看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我们仔细阅读有关他的报道文章，就会发现，他关心的另一个重点，是我国的教育事业。人才的培养，尤其是科技人才的培养，似乎是他更注意的问题。

根据对国内几家主要报纸的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今，杨振宁教授通过写信、接受记者采访、做报告、出席座谈会等形式，总共14次专门论述或部分论及我国的教育问题。他的人才培养观点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针对教育者的，这个“教育者”是广义的，包括负有教育责任、与教育有关的社会各个部门、团体与个人；另一类是针对受教育者的，受教育者主要指在校学生，包括出国的留学生。

大概和长期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有关，杨振宁总是主张从宏观的角度考虑人才培养问题。

（一）人才培养在科技发展中的地位

近年来，杨振宁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开始？”他认为，科技发展的诸因素中，最主要的是教育体制是否合理。他在上海科技协会所做的一次演讲中说：“我曾经同我的老师泰勒讨论过世界各国科技发展成功的因素。泰勒说，一般人觉得一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是资金。他认为这个想法是错误的。有的发展中国家钱很多，但发展并不很快。反过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和德国，刚开始经济上极端困难，可是它们经过30多年的努力，工业发展遥遥领先。泰勒认为，这里面的理由当然很多，不过主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教育体制使它们的人民都有一定的科技知识。在‘二战’中，虽然它们被破坏得很厉害，可是它们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人相当多，所以它们战后工业才有这样惊人的发展。我觉得，他讲得有道理。我想，中国大学的学生人数太少了。”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曾经领先于世界，但是近百年来却落伍了。现在要振兴、赶上世界潮流，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杨振宁的意见显然是有意义的。

（二）人才培养和社会观念的关系

杨振宁认为，教育的许多问题，首先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他曾就中国从事农业科学研究的人数少，报考农学的人数更少这一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美国是农业发达的国家，成功的经验中有一条是，美国在100多年以前设立了所谓‘有土地的州立大学’。这个教育体制的基本目的是给所在州的农业做出贡献。这样做的结果，使美国的农业大大发展了。现在中国年轻人对学农不感兴趣，怕将来到农村去，把农村工作看作是艰苦的，没有出路的。假如真是这个原因，我想这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学校所能解决的。我建议大家对这个问题讨论。如果不讨论的话，一个有10亿人口的国家，整个现代化要搞上去是有严重困难的。”

1985年7月，他就上海中学生茅嘉凌获国际奖而又被迫退学的事件指出，茅嘉凌事件不只是学校教育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社会观念问题。中国的教育传统认为，书读得好、分数高的人最有出息。这就在客观上阻碍了有创造才能的孩子的发展。他说，由于茅嘉凌得过奖，他的事情受到了重视，更重要的是要去注意那些未得过奖的“茅嘉凌”。他认为，要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使更多的“茅嘉凌”崭露头角。政府、教育工作者、家长、电影、电视、报纸等都要重视和鼓励有创造才能的孩子，为他们的活动创造条件。譬如，通过一种机构，把那些有创造才能的孩子组织起来，经常集会，互相交流。他说，激发年轻人更广的求知欲，引导他们向广的方面发生兴趣，在此基础上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这对于中国的“四化”，是功德无量的。

在一次和中国留美学生谈学习方法的座谈会上，他在比较了东西方教育的差别后指出，改进传统的教育方法，涉及整个社会风气，因而是一件困难的事。这件事如做成功，也是一种革命。这是一个比在一门学问里面创造新的东西还要难得多的事。这是根深蒂固的事，不是一两天就能改过来的，只能每一个人从自己做起，了解和掌握两种学习方法的必要性，回去教书的时候再去影响自己的学生。

杨振宁的这些话有三个主要的意义。第一，当我们讨论教育问题时，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要把眼光放宽，指向整个社会。立足点高了，才能解决教育的本质问题；第二，培养人才不只是教育工作者的事情，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责任；第三，不合时宜的教育传统的改革、和教育有关的陈旧的社会观念的改变，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不能企求一蹴而就。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每个人都认清这件事的伟大意义——这是一场革命，要从自己做起。

（三）人才结构要适应国情特点

作为一个科学家，杨振宁总是实事求是地考虑问题。他在谈论人才结构时，一再强调要符合本国的实际需要。他说：“各个不同的社会所需要的科技发展是不一样的，能够发展的科技方向也是不一样的。从1971年我第一次访问新中国起，就不断地提出过，在这里（指美国——笔者）学习物理的中国学生需要花更多的力量注意中国所需要的物理方向。我所搞的高能物理，不是中国所急需的方向，这是费钱而不赚钱的方向。什么样的方向较合乎中国国情呢？譬如说发展固体物理就较合乎中国国情。农业、化学等方面很重要。由于大家公认还未开发的南海油田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中国的石油工业很快会变得非常重要。这里需要大量的化工方面的人才。”

针对我国1979年夏季高校招生，报考化学的学生比较少的情况，他说：“这是我不能理解的。我是念粒子理论物理的。粒子理论物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学科，我相信在30年、50年或100年以后，肯定会与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关系。基本粒子的研究是会影响世界生产力的。但是，这是从长远观点讲的。长期投资和短期投资的分布，各国需要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假如把我干的那一行强调得太高了，将会产生不良影响，也许会使许多应该念化学的都想来学基本粒子，这类问题就不是一般问题了。”有一次，北京大学的学生问他关于中国与外国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差距问题。他沉吟了一下才说：“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想说，理论物理所面临的问题，不是中国目前所要解决的问题。理论物理在中国似乎很热，这是一种迷信。”他在上海的一次谈话指出，中国发展需要两种人才：一种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他们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人数不必很多；一种是善于动手干的，他们能用实际知识解决生产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人数是大量的。他特别强调，中国的特定情况决定了搞“四化”建设最需要善于动手干的人。为了这种人才得以健康成长，他不仅多次呼吁中国社会各方面予以重视，还身体力行，为他们创造条件。目前正由上海交通大学举办的“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大奖赛”，就是他创导的，并由他担任评委会名誉主任。出资设立这个奖项的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董事长刘永龄先生本来建议用“杨振宁青少年发明奖”这个名称，他不同意，他说还是“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好，可以鼓励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都来关心中国善于动手的人才的培养。

杨振宁的这些意见对于我国学校结构的改革（各级各类学校的构成比例）、高等学校专业结构的改革，以及社会观念（重视理论人才，轻视应用人才）的改变等，都有参考价值。事实上，我国近几年教育改革的前进步伐，是和这些意见相吻合的。

（四）辩证地分析、比较中国和外国的教育

杨振宁在北大时，有位学生问，中国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一句话，就是学生功课太多，考试负担太重，没有多少时间干别的事。”他说，中国的教育一方面受了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受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体制的影响，太重视一点一点的知识的积累，总是强调要给学生讲得更多、更多，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还说，中国的教育传统太注重钻书本理论的“做学问”道路。这样会把一部分不适合做学问的人硬推到这条路上去。这对他们不利，对社会也不利。不注意动手能力的训练，轻视技术、企业、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工作，一切的一切围绕考试，这是不健康的做法。他又认为，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所造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使会动手的人吃亏。他说：“我接触到很多第一流的物理学家，他们很能动脑筋，很会做实验，却不善于应付各种考试。如果光凭考试取人，这些人就可能被埋没。一个人会动手也是宝贵的长处，经过学习，加上一定的机遇，就可能成为中国最需要的搞实验的人。如何想办法不浪费这样的人才是个很重要、很紧迫的问题。”他认为，西方在教育上的有些做法值得中国学习。比如，美国大学讲授的内容和实际问题比较接近，使学生知道哪些问题有发展前途。学生从中学会了教师的思想方法，学会了自己选择研究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杨振宁无论在评论中国的教育，还是在介绍外国的教育时，从不一概而论，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他抱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辩证地进行分析比较。他认为，美国的长处是比较开放，尊重学生，鼓励学生自由发展自己的特长；短处是对学生太放纵，缺少必要的管教，使本来能够成才的人荒废掉了。中国的长处是管得很严，中学阶段的基础训练比较扎实—在美国的许多大学里，中国学生的数学运算等基本功比美国学生强；短处是过分重视“做学问”——书本理论，忽视动手能力的培养。他说，中国教育的最大一点好处是使学生比较有耐心，懂得需要努力，有个过程，不能一下子学到手。而在美国生长的孩子老爱讲一句话：这东西没多大意思。还没有过去三分钟就说“没意思”，不想再听下去，当然不可能有意思了。他认为，中国的传统教育能使学生深入地学到许多东西。中国留学生在做研究工作时之所以不安、着急，主要是因为搞研究需要走的路与他们过去的学习方法完全不一样。过去的学习方法是跟着人家指出的路走，现在则是要自己去找路。习惯了跟着走的人，一下子要自己找路，就茫茫然不习惯了。这里有个心理问题，这个问题如得到解决，总的来看，还是占便宜的。他还用自己在西南联大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学物理的亲身体验，论证了这个道理。

杨振宁的这些论证，乃应成为我们教育改革工作的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