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给周汝昌试卷打10分山是真容

周汝昌第一次见到张伯驹是在他重新踏入燕园的1947年秋天。也就是自那时起，周汝昌与张伯驹结下了名副其实的忘年交、深交与至交。

北京的九月虽说秋高气爽，但天气还是很热，暑气不减。一天，周汝昌忽然看见有一对夫妇从贝公楼的中文系出来，男的约五十上下，高挑身材，穿著长衫礼服，却风采依旧；女的则颇为年青，打着一把旱伞，虽非脂粉盛装，更光彩照人。周汝昌觉得，这种风度翩翩、儒雅风流的人不像是燕园中人，此后也不常遇见他们出入来往。后来方得知，这就是丛碧词人和他的夫人潘素女史。

1948年农历十月，燕京大学中文系邀请张伯驹把他收藏的珍贵书画精品举办一个小型书画展。周汝昌得知后，马上赶去，最吸引他注意的是《楝亭图》手卷和恭亲王题写的“容若侍卫小相”，在佈满了名家的诗词题咏中，周汝昌注意到张伯驹题的《金縷曲》，表现出张伯驹对《红楼梦》的理解还是限于贾宝玉写的就是纳兰成德的那种旧说法，即“索隐派”。周汝昌很快步張伯駒原韵也作了一首《金縷曲》，详细叙述自己研究的曹雪芹的家世，讲曹家的史迹实事。后来周汝昌得到张伯驹提供的《楝亭图》全部题句，他把这些珍贵资料全部录入了《红楼梦新证》。

张伯驹得知周汝昌只是燕大的一名青年学子，文笔不差，便传话要会一面。他将自己的《丛碧词》送给周汝昌一部。周汝昌如获至宝，喜爱有加，回校后反复拜读，在音律上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张伯驹一一从善如流。

随后，周汝昌为《丛碧词》撰写了跋文，提出：“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始，而以张伯驹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丛碧词》连制三次版，周汝昌作三次跋，这使张伯驹非常感动，更引周汝昌以为知音。

不久，燕大中文系以名誉教授的身份请张伯驹开一门“中国艺术史”的课程。张伯驹立刻答应下来。但燕大的规定，选修课至少需要若干名学生报名，否则就无法开成。等到报名结束，刚好差一名额，中文系领导十分为难，就托人找到周汝昌希望能帮帮忙。周汝昌答应了，不过得先向张先生说明白，我的中西课程已然十分繁忙，还有自己的研究著作，所以不能每次必然到课，即请张先生理解。

开课的第一天，周汝昌按时入座，恭候张先生的来临。张伯驹毕竟不同凡人，他进了课堂，毫无拘束之态，只见抱来一大摞书册放在讲桌上，分发给在座的同学。周汝昌收到的是影印的晋•陆机的《平复帖》，正是张伯驹收藏中两大珍宝者之一。然后张伯驹开始讲话，没有讲稿讲义，即席口述，他由《平复帖》讲起，说明这是中国书法史上现存的第一件最早的晋人的原迹，历经辗转保存至今，珍贵无比。又讲到陆机的这种书法叫做章草，还给解读了一下草书中难认的字迹并讲解了文字的内容，倒还简明易懂，没有太多专门性的名词术语，也没有作更多的发挥。

周汝昌与张伯驹已经有了默契说明，于是放心大胆地做了几乎一个学期的“旷课生”。等到期末考试了，张伯驹不做具体的出题的死形式，而是要学生每人作一篇论文，发表自己对于中国书画的感受和评论。这正合了周汝昌的意。周汝昌以张伯驹最后收得的珍品晚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卷》为中心，往前追溯书法源流，从书圣王右军开始论六朝隋唐这一最重要的书法史阶段的整个大局势、大继承、大创新，然后归结到杜牧的这一诗卷书法的特点，指出杜牧书法的真正来源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周汝昌指出，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号称小杜者的杜牧，知道其诗才为晚唐一大名家，其风流文采人所难及，而却没有人知道小杜的书法造诣也居然超迈等伦。

一日，同窗满面春风，喜气洋洋地对周汝昌说：你猜猜张先生给了你的试卷多少分？周汝昌回答说不应低于8分吧（燕大的评分制度是10分制）！同学大笑：那可太低了！是10分啊！周汝昌听后也大笑。同窗说：我告诉张先生，燕大的10分制可是个象征啊，真正的教授评出个10分来，还没有先例！张先生听了正颜厉色地说：怎么不行？他这卷子就值10分，我岂能曲了这份卷子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