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古巴，勉强活着Ulna吹博客

在这个信息随时可得的时代，我们似乎不再需要离开原地，就能知道世界各地正在发⽣什么。但信息并没有让世界变得更接近，它只是把⼈类安置在⼀个又⼀个安全的茧房⾥。你以为⾃⼰在“了解世界”，实际上只是不断确认既有的想象。

⽽旅⾏，对我来说，更像是⼀种离开电波的⽅式。把⾝体重新放回⼤地，去寻找我⾃⼰观察到的答案。

1 ⽉ 4 ⽇，我从伦敦飞往了古巴哈⽡那。

01 哈瓦那的时间停滞了

哈⽡那曾是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城市之⼀。20 世纪上半叶，美国资本、赌场、酒店、豪宅在这⾥密集⽣长。很多⼈对它的印象，或许来⾃周杰伦的 MV----阳光、⽼爷车、莫吉托，也有⼈关于古巴记住的是切・格⽡拉的脸。

中国人对古巴总是有着特别的情结，关于这个国家的印象，好像在还未落地时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在真正抵达之前，⼀切都是未拉开的纱帘。

这趟目的地为古巴的⼗多个⼩时的航班，没有座位前的屏幕，也没有睡眠包，整架飞机只有⼀种⽼式座椅，更不存在商务舱和头等舱。起飞和降落时晃得厉害，有那么⼀瞬间，我甚⾄产⽣了⼀种荒谬的错觉----好像这架飞机，我也能开。

后来从古巴离开返回欧洲时，机舱条件肉眼可见豪华得多----飞往不同国家的飞机环境，好像⼀定程度上就代表了这个国家被世界“安排”的地位。那些在中国不曾明显感知到的对比，在古巴之旅中形成了鲜明的体感差异，你可以轻易触碰到世界在不同经纬度的不均匀转速。

哈瓦那街头的切・格瓦拉（作者拍摄）

哈瓦那街头的涂鸦（作者拍摄）

相比我去过的很多国家，入境古巴异常顺利。中国护照免签，只需要提前填写⼊境卡，把⽣成的⼆维码递过去即可。

哈瓦那机场很小。机场工作人员几乎只使用西班牙语，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更像是一种按部就班的日常----并不紧绷，却在混乱中维持着某种秩序----这或许正是拉美国家常见的工作气质。

行李转盘只有一个，下机取行李的队伍如同蜂群般争先恐后地涌向最艳丽的一朵鲜花，我被密不透风的人群挡在外围毫无办法往前。人们没有整齐划一的行李箱，拿着什么行李的都有，甚至有人随身带着一个大音响。

出机场后，“蜂拥而至”的场景再次上演，数不清的出租车司机把我团团围住。不过他们的报价普遍偏高，前往市区的起步价在30美元左右，往往需要反复讨价还价。对当地人而言，这样一趟车费几乎相当于一个月的收入。相比之下，5美元的机场大巴，或是再往外走一段、只需约1美元的本地公交，才是游客们更现实的选择。

哈瓦那堆满垃圾的街角（作者拍摄）

但当我站在哈⽡那街头时，最先感受到的并不是简单的“贫穷”，⽽是⼀种更难描述的状态----仿佛时间就在这里凝固了。⼀切历史并不⽤去翻书对照，它们已经如此清晰地呈现在了我所处的环境之中。

⼀栋栋设计精美、颜⾊丰富的房⼦，却好像并不属于这⾥。它们拖着破败的身躯从历史的某个刻度穿梭而来----墙⽪脱落，钢筋裸露，颜⾊褪尽，却努力维持着原本的优雅。它们既没有被摧毁，也没有继续⽣长，像是时间突然中断后留下的外壳。

街边偶尔能看到⼈在墙上抹腻⼦修补缺⼜，甚⾄直接⽤⼀根很长的棍⼦撑起快要倒塌的楼。在一个少了半边围栏的阳台上，一位阿姨毫不在意地放了把椅⼦坐在上⾯晒太阳。

古巴的过去和现在纠缠在一起，在我眼前的这幅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哈瓦那街头（作者拍摄）

02 委内瑞拉风波之后

我住在当地⼈的家⾥。清晨，房东爷爷坐在客厅看电视，看见我出来，问我：“你知道这个新闻吗？委内瑞拉那边出事了。”他摆出⼀个难以诉说的表情，好像语⾔到这⾥已经失效，没有再往前的能⼒。

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众之间有一种奇妙的团结，这⾥的人们深刻地共情同属这⽚⼟地的其他人。

出门后，街头的古巴国旗大多已降至半旗，默哀成为一种公开而持续的姿态。路上偶然结识的当地人，也在交谈中谈起对美国的不满。许多原本偏娱乐性质的活动被临时取消----我原本计划去看的 Buena Vista Social Club，这支古巴传奇乐队的演出，也未能如期举行。

一切都显得格外现实，也带着难以回避的无力感。当无能为力成为日常，人们反而学会了与之共处----无论世界局势如何变化，生活仍按原有的节奏继续。年轻人依旧在广场和海岸边聚集，老人们依旧在阳台上晒太阳。仿佛正在发生的一切只是作用于整体环境，而并未精确地落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它更像一股潜行的暗流，在地下、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缓慢涌动。

街道上各处藏着“2+2=5？”的涂鸦也许就是这一切现象的体现。在《1984》里：“2+2=4”是客观事实，而“2+2=5”是人们被强迫相信的“真理”。当人尽皆知的现实被“修正”，再诠释、再定义的伪真实反而成为了“现实”。

哈瓦那街头的“2=2-5？”（作者拍摄）

我在⽼城漫⽆⽬的地⾛。

看到狭窄的街道中央有个⼈在对着天空吹⼜哨，他的⼜哨声像⼀个回旋镖，飞出去巡视⼀圈又落到⾃⼰⾝上。我也抬头，好奇他在和什么对话，找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到。他好像只是很随机地在和这个世界玩耍。

他说他以前是海明威酒馆的厨师，年轻时也留着和我⼀样的脏辫，后来因为参军剪掉了。我想起在埃塞俄⽐亚遇到的⼀个⽼⼈，也曾有一头帅气的脏辫，只是那些头发最终都因为体制被剪去了。好像头发作为一个人外观的代表，总是最先被牺牲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