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关键：保密局整建制起义炎黄春秋杂志社

1949年春，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军统改组的保密局分崩离析。作为保密局核心站的北平站是影响和平解放的关键变量。当蒋介石妄图以特务系统钳制傅作义、破坏和平时，站长徐宗尧却在看清国民党腐败本质后，毅然选择起义。这场成建制起义，不仅让北平免遭战火与屠杀，更完整移交了特务据点、武器电台与潜伏名单，成为秘密战线上的传奇一笔。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灭前夕，由军统局改头换面的保密局也开始分崩离析：一部分人请长假脱离军统组织，逃之夭夭，跑到港台；还有一部分人看到大势已去，决心脱离国民党阵营，参加各地军队将领的起义。而起义者也分若干种情况：一类是随所在地军政大员起义，如保密局湖南站张严佛；一类是被迫参加，如云南站沈醉，被卢汉拘禁后被迫列名通电，交出了组织人员名单、电台等；也有主动投诚的，如余乐醒、邓葆光，及“十人团”之一的黄雍、郑锡麟等人；还有在唐生明与中共的主动策划下，欲集结交警总队准备起义的周伟龙，不幸事泄被毛人凤杀害；或已宣布起义的如刘人爵等，被保密局特务暗杀。其中，主动联系中共地下组织，成建制起义的，当有北平站徐宗尧。

弓弦胡同里的保密局北平站

按保密局成立时报国民政府“国防部”核定编制，外勤站编制为3种，北平、上海、南京等为甲种站，编制160人，历来受到从戴笠到毛人凤的重视。北平站是保密局一级站，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书记、助理书记、司书、情报编审、助编、译电员、人事、总务、会计、交通、学运指导员、工运指导员、情报员等工作人员。还有局电讯处单配的电讯支台，下设组台，与保密局总台直接联系，不受站长领导，由此可见甲级站的庞大。

北平站成立于1946年（之前有特务处和华北区北平站，规模很小），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后，原马汉三筹备的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组建成北平站，办公地点原在板厂胡同，后搬至东城弓弦胡同，在一个由几个四合院组成的大院里。历任站长皆为资历很老的军统骨干，如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等，设6科、近10个组、站，还有电讯支台、潜伏组、特别站、交通支台等下属单位。这些站、组、台长，为保密起见大多住在胡同里，一般特务并不知道站长住址。国共合作时，军统北平站曾一度撤销，站长马汉三转任北平市民政局局长。

1948年冬，平津战役基本结束。1949年1月22日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协定签字。蒋介石在之前为稳定、拉拢傅作义，保华北、北平，想尽了各种办法，特别是利用保密局控制傅作义。傅的副总司令兼警备司令陈继承是资历很老的军统特务，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时被戴笠奉为“恩师”，深受蒋介石信任。他实际掌握华北“剿总”，掌握军事、人事、警务、舆论大权，并控制嫡系部队、北平行辕、保警总队、华北“剿总”等。傅作义名义上掌控华北“剿总”60万军队，实际上除了陈继承可以调动，根本调动不了黄埔系部队。傅作义数次与陈继承发生冲突，并向蒋介石告状。为安抚拉拢傅作义，蒋介石将中统和保密局控制的社会局局长温崇信、民政局局长马汉三调离。同时密令国防部次长兼保密局副局长郑介民来北平，监视、督促傅作义固守平津，在东单、天坛监督修建机场，以运送兵员和物资。同时布置北平站实施暗杀计划，以威慑奔走和平的爱国人士。

保密局在北平所属公开单位是军队系统的调查统计室，能动用的单位还有保定绥靖公署警备司令部、北平市警察局、“绥靖总队”等。集团军（战区）、军一级皆有保密局派出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参谋处、师联络参谋，军以下还有谍报、政工人员。秘密单位保密局北平站，负责领导公开单位活动。这是符合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原则。秘密单位如北平站等地址不公开，也多隐藏于北平各胡同内。只有门牌，无任何标识，便于遮人耳目。

1948年春，毛人凤召集二处处长叶翔之及北平、山东、天津、南京特务头目20多人在南京开会，主要目的是巩固华北治安，督促向解放区推进，刺探情报。保密局当时无法在解放区设立秘密电台，很希望将情报触角深入解放区。徐宗尧等10人受到蒋介石接见，蒋鼓励他们深入解放区，并吸收解放区亲友参加保密局的工作。

1948年3月15日，国防部保密局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成立，站址设在北平地安门内东板桥14号。站设人事、情报、会计、总务4个股，下设冀西组（河北涿县），并派人潜入涞水县解放区。后又成立冀东组（唐山），拟推进到遵化解放区及津南组（天津市）、察北组（察哈尔张北县）、平津组（天津市）5个组。特别站活动9个月，仅搜集到几百件不可靠的情报，电台也未进入解放区。解放军发动辽西战役，徐宗尧丧失信心，向毛人凤建议后，不得不撤销特别站。12月14日，即撤销后第二天，毛人凤任命徐宗尧任北平站站长，布置5个潜伏组。督察王蒲臣（戴笠同学，也是毛人凤的表兄弟、同乡、同学）是原站长，除负责监视北平站工作外，还派特务段云鹏炸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目的是威慑北平和谈的进步人士。

华北“剿总”爆破大队长杜长城是北平特别站站长，他在北平近郊布雷，试图阻挡解放北平，并策划准备爆破、毁灭城市。这个机构十分庞大，但都隐蔽在东城的一些胡同里。北平解放前后，保密局系统一片混乱，濒临覆亡被包围，特务们恐怕被瓮中捉鳖。在大势已去、风声鹤唳的形势下，保密局给冀辽热察边区特别站新吸收的人员发放两个月薪饷遣散。

1949年1月20日，王蒲臣以督察命令将弓弦胡同北平站1945年起的所有重要档案（包括人事档案）销毁。

怀仁堂和缎库胡同的关键会议

中南海内的怀仁堂，是当时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长官傅作义办公所在地。

1月21日，傅作义决定起义后，召集华北“剿总”机关人员及军长以上将领在怀仁堂召开会议，宣布北平城内国民党守军接受和平改编方案开出城外听候改编，通知包括保密局公开身份在部队的人员，战区调查室、集团军调查室或情报处、副长官部二处、方面军外事处、军调查室或情报处、师联络参谋、部队各级谍报参谋政工人员，可自由离去。当场有黄埔系将领痛哭流涕，表示不愿参加起义。按傅作义的要求，离去听便，但不得携走部队。因而，保密局在部队的人员随黄埔系将领走了一批，也有的在接受改编后登记领路费回家乡。

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又在怀仁堂召集保密局等公开和秘密身份人员开会，宣布上午10时，和平协定签字，希望保密局各单位停止活动，保证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愿回南京可订机票……会议很短，但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慌乱。

这次会议参加者有徐宗尧、警察局局长杨清植、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锡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保密局督察室督察王蒲臣等共10余人。

当时，王蒲臣将已拟定的人员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而他早就知道和平协定要签字，但其他人并无心理准备。杨清植问过徐宗尧“有无办法”，看到大势不好，还决定第二天飞南京，并通知公开单位的特务约100人当晚集合，第二天早起一同飞南京。

23日，北平的保密局各公开机构头目基本南逃，北平站下属各单位人员群龙无首，惶惶不可终日，气氛凄凉紧张。

24日下午1时，聚集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北平支台的保密局人员争论到底何去何从，互相争辩，几乎动武。北平交通支台台长跑到北平支台，大叫：“你们投降共产党了！”支台长阎守仁打电话叫徐宗尧赶来讲话，大意是蒋介石、毛人凤不关心大家安全，至今未派飞机运送人员和电台，如继续等就是死路一条。

大部分报务员，包括交通支台台长全体高呼：“拥护徐先生的说法！”在22日会后，徐宗尧曾问支台台长阎守仁：“你为何接支台台长职？”阎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一定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徐回答他：“我的好办法是投诚共产党，你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后，徐宗尧才宣布北平站起义，命令所有人员放下武器、交出电台。

隐蔽在胡同里的武器、据点、财物彻底移交

北平站的起义功劳，概括有如下几点：

（一）使北平和平解放未受影响，社会基本安定。

（二）未如其他城市对政治犯进行屠杀。1月20日，北平看守所所长、法官，签请释放100多名政治犯，徐宗尧予以批准，但不批准呈报的枪决三人。北平看守所是归保密局管理的秘密监狱，地址位于今东城炮局胡同，是羁押中共地下人员的初审之处。

（三）交出大批武器、电台、密码本及100多人的人员登记名册。隐蔽在南池子缎库胡同的军统局华北武器补给站，站长由徐宗尧兼任，其任务是向北平市各特务单位补给武器弹药。同时该处为保密局北平支台收报台，发报台位于东单裱褙胡同观象台。

（四）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保密局的调查室少将代主任冯贤年（秘密身份是北平站外勤联络专员），协助侦破王蒲臣布置的5个潜伏组。

（五）上交军统、保密局在北平历年来购置建立的多处秘密据点和房产，包括属于北平站管辖或直属保密局领导的秘密据点，如王佐胡同、朝阳门内大街的北平电讯工作队办公处、府学胡同的“绥靖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部、石驸马大街的“冀中策反组”及设在大茶叶胡同、月牙胡同、铁狮子胡同等多处地点的华北“剿总”技术总队等。

（六）上交活动经费和马汉三贪污的大量珠宝、古玩文物。

保密局北平站的起义，徐宗尧起到了关键作用。徐宗尧是贫农出身，木厂学徒，后参加东北军郭松龄部，前后17年，升到少将旅长、第一战区河北游击司令部少将高参，曾策反白凤翔伪军。白曾参加过西安事变捉蒋，受伤投日，白已与军统有联系，有两个秘密电台，联系人冯贤年。冯贤年介绍徐参加军统，是以徐曾与军统有过合作相威胁，称如不参加必引来杀身之祸，徐只好参加。可见当时徐宗尧参加军统也并非心甘情愿。

白凤翔后被日伪毒死，冯上报蒋介石，蒋命徐宗尧去重庆予以接见，后戴笠在西安又约见徐宗尧，任命他为军统秘密单位五原办事处少将直属通讯员，负责敌后工作计划，后成立后方平津特别组。1945年徐任河北省会警察局局长。

抗战胜利后，徐宗尧看到国民党内种种腐败现象，令他产生忧虑、气愤与迷茫。他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谈到主要是5个现象使他开始思索：（一）国民党包括军统局的接收大员劫收日伪财产窃为己有，“五子登科”（指票子、条子、车子、房子、婊子）乌烟瘴气。（二）在敌后工作时期已认识到中共在敌后的抗战深得民心，而国民党却奉行“曲线救国”的方针。（三）东北沦陷，国民党的不抵抗一直铭刻在心。（四）嫡系与杂牌，待遇不一样，造成人心涣散。（五）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更给予极大震动，从此对内战“反共”消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