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爱孩子，是种“扭曲的权力”中国新闻周刊
不久前，社会人类学学者项飙与作家梁鸿在北京做了一场对谈。对谈的起因是梁鸿书写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著作《要有光》，项飙说，在这本书里他感受到一种力量。
对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与危机，项飙自己也关注很久了。他曾谈论过年轻一代的沉重感，也表达过对青少年抑郁的担忧，同时他本身就是一位父亲，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一样面临着许多冲突与焦虑。
就与此相关的问题，《中国新闻周刊》对项飙进行了一次专访。
AI插画/adan
年轻一代的成长背负了大量凝视
《中国新闻周刊》：你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的观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形成了怎样一些思考？
我从2014年以后开始比较多地关注一些公众讨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就是很自然地、跟所有中国社会的成年人一样注意到了这个现象。
我觉得，心理生态的危机意味着我们对情绪、能量包括希望感、意义感的组织模式是必须改变的。我们通常说的不可持续发展是指自然资源不能承载，有时候我害怕的是，我们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结构其实首先就不允许我们再这样发展了，这种危机不比自然资源的危机轻。
《中国新闻周刊》：你有过一个观点，“不应该忽视如今中国年轻一代的沉重感”，可否展开讲讲你看到的这种沉重感？
这种沉重感来自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背负了大量的期望、凝视。父母的付出确实是牺牲性的、真诚的，但也是有很严肃的前提的，那就是你得基本上成功，然后到了某个节点上，比方说工作不好找，那么这十几年的凝视和期待怎么样去面对，加上前面讲的他们对生活还有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想象，所以就很难找到既让父母觉得安心，也让自己安心的一个结果。沉重感就这样产生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当下青少年的心理问题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
原因可以聚焦到自我意识上。这个自我意识是表面上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其实心里是非常在乎的。
以前的孩子自我意识可能没那么强，别人说什么都听听，然后不得不在各种各样的观点里形成对现实丰富性和矛盾性的一个总体判断，主体性反而是很强的。现在的孩子因为一切是从自己出发，我就是要这样、我要活出自己的样子，对生活的感知变得非常敏感，但这个敏感缺乏经验基础，所以一点点风吹草动就是巨大的打击，稍微外面情况不一样就觉得是被毒打。
《中国新闻周刊》：在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时候，经常还存在另一种声音，认为任何人的成长都是磕磕绊绊的，自己年少的时候也经历过种种，但终究也长大了。你认为这是一种幸存者偏差，还是说以前我们只是缺乏对心理问题的关注和统计、信息传播能力不足也让我们误以为没那么严重？或者，如今确实不同于从前了，这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我没有一手资料证明以前是不是有那么多，但我觉得不能接受的一个说法是，今天我们关注了所以变得严重了，那就不要关注它，它自然就过去了。它也许是过渡性的（现象和问题），有可能过些年就会好了，未来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但在事情变好之前，此刻就是要百分百去面对它。
项飙 图/受访者提供
“附近”的消失
是心理问题的原因之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都知道你提出过“附近”的概念，对于孩子来讲，其实很多家长、老师、学校会觉得你就生活在我们的密切关注里，就生活在“附近”。
“附近”是把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和自发性作为理解世界的基础，但家长、老师告诉孩子的是认真学习，社会的事情不要管，抹杀了“附近”，甚至就是要让你逃避、憎恨、恐惧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和自发性——学习不好到社会上会被毒打。
找回“附近”是很容易的，关键是家长和老师愿不愿意。家长可能比老师要容易一些，因为老师有工作任务考核，虽然现在学校把大量的教学任务外包给家长，学校和家长高度同构，但家长还是有一些自由度，有些家长也是在这么做的。还有一个是家长自己的“附近”意识很重要，首先家长要觉得“附近”是有趣的，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家长也是讨厌“附近”的。
《中国新闻周刊》：国外对于青少年心理问题，目前有什么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和措施？有没有哪些是国内可以借鉴的？
教育制度的调整，教育期望的调整，从以精英文凭为导向转向更注重为人生服务的教育，职业教育的地位还是要上升，对文凭的强调要下降，大学不要还搞排名。当然这个东西我们也没法控制，所以先做具体的局部突破，哪怕是组织一次两次的公共讨论，增强意识，都是会有作用的。
《中国新闻周刊》：比如梁鸿就在相关谈论中说过，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里，“卷”也不是，不“卷”也不是，这成为家长和孩子共同的两难。而北大的林小英教授提出过一个概念叫“脱嵌”，她觉得在非常“卷”的教育环境里，大家应该尝试“脱嵌”，我能不能不按照单一的标准来，我能不能有我自己的节奏、找到我自己的价值。你觉得“脱嵌”是可行的吗？
“脱嵌”当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如果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看，比如弗洛伊德流派就认为直面是一种办法，把潜意识浮现为一个可以叙述的意识，去看那个让你产生问题的根源究竟是什么，那么有些案例里面，“脱嵌”可能会成为进一步的抑制，就是抑制住那个东西，不去看它。所以我觉得要比较谨慎，必须靠专业的心理治疗师提出个体的具体的办法。
其实是高度社会性的行为
《中国新闻周刊》：梁鸿在她的书里还提出了一个观点，很多人觉得震撼或者难以接受。她说“父母并不是完美的，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有限的。我们没有那么伟大，我们的爱没有那么宽广，对待孩子，我们是有条件的，甚至是残酷的”。你怎么理解和看待这句话？你认为“亲子”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和连接？
梁鸿老师的这段话肯定是基于她自己的反思，是她自己作为母亲的一个理解，并不是对于亲子关系的一个总体论断，而是一个批判性的看法。
我们对父爱母爱有一种纯洁性的想象，特别是当社会生活里面的不稳定、不可测越来越多，人们越会对一些事情产生无条件的纯粹崇拜。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婚姻感情是很不稳定的，大家不太相信浪漫的爱，然后对亲子之爱的关注越来越深，对血缘关系的强调远远超出了夫妻之间基于心灵激荡、基于共同理想的亲密关系，这个是中国家庭的一个重要变化，跟五四以来的主流精神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梁鸿老师这段话，在这个意义上是一个很好的警醒，就是我们要从这种崇拜当中脱离出来。父母爱孩子，其实是一个高度社会性的行为，只不过用一种血缘性包装起来，你希望孩子成功，这个成功根本不是你自己定义的，而是社会的期望，你把孩子往那个方向推，推得如此不遗余力，你觉得你是爱他，但事实上你是被社会左右的。而且在大家觉得生活被挤压、自己的自主性受到动摇的时候，这也成了一种补偿，我为你做决定，我牺牲自己来为你好，你必须接受，讲得难听一点，这是一种自主性能动性的投射、一种扭曲的权力。
《中国新闻周刊》：由此延伸，其实现在“原生家庭”已经成了一个流行词，一定程度上成为一个带有原罪的归咎对象。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原生家庭这个说法，一方面我觉得是代表了青年人希望对自己的生命获得更加具体的理解的愿望，另一方面我又对其使用到现在这个程度持有保留态度。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原生家庭变成终极归因之后，中间非常丰富和复杂的过程——整个的成长经历、更大的社会结构、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因素等等——都忽略掉了，这其实蛮危险的，也是造成代际关系紧张的因素之一，本来代际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糟。另一个是把原生家庭当作终极归因，其实是自己失去了一些能动性，有一点把这个责任给淡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