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风流人物——青青子衿自由的茨冈博客

我以前在闲聊的时候跟盘丝洞姐妹们发表过对于读书的意见，我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命运。

校长和教员其实都是爱读书的人。

校长5岁发蒙，祖父蒋斯干请来一位叫任介眉的老秀才来教导校长读书。两年后，祖父去世，他被送到族人蒋谨藩开的私塾读书。他在任介眉这里读了《大学》和《中庸》，在私塾里则读了《论语》、《孟子》、《礼记》和《诗经》。

教员发蒙好像更早一些，因为他有一个喜欢他的舅舅——教员幼年在外婆家住过好久，舅舅指点他读了许多书，但是他似乎并不喜欢那些四书五经，教员在陕北的窑洞里跟美国记者斯诺曾经谈起他幼年的读书故事：“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老先生讨厌这些书，说它们是坏书。我经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许多故事几乎背得出，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我想，也许校长和教员表现出来的第一次不同，便是在读什么书的问题上。

前不久我刚刚去了校长的老家溪口，那是一个被青山环抱的小镇，富庶而古朴。蒋家故宅的门前，有一条既不太深也不太浅，既不很宽也不很窄的河淙淙流过，这就是剡溪。韶山没有去过，我想应该不及此地富庶。1903年，少年校长去应童子试——童子试是明清时期科举制度中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考试分县试、府试、院试三级，应试者无论年龄皆称童生，通过院试者入官学，分为廪生、增生、附生三等，合格就可参加乡试，然后是县试，最后是府试。可惜少年校长顽劣如常，并不用心学习，未能考取。但他娘并不灰心，立刻让儿子转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那里虽然也是讲经史子集，但英文和算数已经进入课堂。

少年教员没有赶上这些考试，谁让他比少年校长小五岁呢？1905年的9月2日，清政府颁布谕旨，宣布自1906年起停止科举考试。

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完结。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我们先表少年校长这一枝。

少年校长并没有淹没在凤麓学堂的之乎者也中，虽然还是在诵读枯燥无味的经史子集，但他内心也开始怀疑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下，这些佶屈聱牙的典籍能有什么用？

此时，一股强大的思潮影响了少年校长的头脑。

在校长的少年时代，有识之士已经看到凭所谓国学那一套是救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天天在衰落，再次雄起要等到100多年后的今天。儒家那一套讲究修心养性，自律自省，而新儒家精神则在老调子之上新加了勇气、责任、荣誉和进取。这些观点强烈吸引了少年校长，他清醒地看到一败再败的战争记录，割地赔款的民族屈辱。

在少年校长出生的那一年，在香港学医的广东青年孙逸仙萌生了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梦想。

那年他二十一岁。

相较少年校长和少年教员来说，他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幼时曾随大哥在夏威夷居住，去过美利坚和英吉利的许多地方。从医学院毕业后他短暂地做了两年医生，然后决定全身心地投入推翻满清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

这个人后来给了少年校长极大的影响，但那时他还对此一无所知。他在奉化读了三年书，遇到了一位让他敬佩的老师顾清廉，顾清廉告诉他有一个古人叫王阳明，并把其人其事其学问给他讲了一遍。

显然，王阳明从此进入了他的心底。但是仅有王阳明是不够的，他决定去日本留学。

少年教员也遇到了比校长的王阳明和孙逸仙还要有影响力的两个人，一位叫李大钊，另一位叫陈独秀。

当然，这是后来的事。

1906年4月，十八岁的少年校长只身东渡。少年尚武，他要去东瀛学习军事。

那时很怪，自甲午战败，便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东渡潮——你们打败了我们，你们欺负了我们，我们被迫割地赔款，但我们不会砸商店，也不会号召不去东瀛。相反，无数热血青年慷慨东渡，就是为了把敌人的长处学回来。

当年有一位名叫秋瑾的女子也在东渡大军中，她乘坐的客轮行至黄海时，跟一位日本人聊天，日本人发现她谈吐不凡，便向她求汉诗，并且把在中国进行的日俄战争地图给她看。她怒火难禁，慷慨赋诗：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她太乐观了，十万头颅哪儿够呀？我看过一个统计：中国抗日战争伤亡达3500万！

清廷虽然腐败，却明白这些年轻人纷纷去日本学习军事绝不是好事，因此便与日本定下协议：没有清政府的推荐，不得吸收中国人入日本军事学校。少年校长哪里有推荐，只好学了几个月语言后悻悻回来了。第二年，他考入保定军校学习炮兵，并通过保定军校获得公派留日的资格，1918年他再次东渡，顺利进入东京振武军事学校，随后加入同盟会。1910年12月，少年校长以全班倒数第七名的成绩毕业，分配到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野战炮兵十九联队实习。

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校长感到需要朋友在一起奋斗。他结交朋友的方式比较简单，就是拜把子。

在日本，他第一个拜把子的是陈其美。由于陈其美大他九岁，自然成了大哥。

拜把子显然是有用的，陈其美引荐他见了孙中山。

他与同在日本留学的张群也成了把兄弟，张群小他两岁，成了他一生的小弟。

黄郛那时也在日本留学，校长慧眼识珠，也跟他拜了把子。

后来他回到国内，拜把子的兴趣不减，先后把张静江、许崇智、吴忠信、冯玉祥、戴季陶、杨虎、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陆续变成把兄弟。

该说教员了。

无独有偶，少年教员也感到需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聚在身边。他交友的方式与校长的拜把子完全不同，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新潮——在长沙的大街上贴征友广告。

征友广告是这样写的：

二十八画生者，长沙布衣学子也。但有能耐艰苦劳顿，不惜己身而为国者，修远求索，上下而欲觅同道者，皆吾之所求也。故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

敬启者：二十八画生

记者在大街上看到了这篇广告，觉得很有意思，便与二十八画生取得联系，征得同意后把这则广告刊登在报纸上了。

二十八画生是教员最初的笔名，他姓名的正体字是二十八画，他便取了这个笔名。后来陈独秀的《新青年》刊载他的《体育之研究》时，署名便是二十八画生。

广告中的“嘤鸣以求友”大家都明白，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出自《诗经.小雅.伐木》。“将伯之呼”比较生疏，也出自《诗经.小雅.正月》，也是求助的意思。

征友广告发出后颇有些寥落，仅得到了三个半回音，第一个是罗章龙，浏阳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教员当年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曾计划东渡日本留学，并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叫纵宇一郎。那时新民学会已经成立，会员们在长沙的平浪宫饭店为他饯行，教员还用二十八画生的署名为他做了一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说实话，诗写的不错——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但是并没有去成日本，1915年夏天，罗章龙到上海准备上轮船，发生了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的最后通牒事件，限期要求袁世凯答复21条。同时，日本警察侮辱殴打中国的爱国学生，要求他们回国。

罗章龙因此没有去日本。他后来就读于北京大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并于李大钊共同发起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但是他并没有参加党的一大，原因是他已经跟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工人组织定下了召开座谈会的日期。

1931年，王明被共产国际确立为中共领导人。

罗章龙激烈反对，但反对无效，一怒之下，他决定另起炉灶，被开除出党。

另一位是罗学瓒，湘潭人，教员在长沙的同班同学。留法归来后于1921年加入中共，1930年牺牲。

第三位叫陈章甫，浏阳人，他也是第一师范的，入学考试名列第一，在校园中就认识了大他一岁的少年教员，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被俘后，虽遭严刑拷打，但立场坚定，信仰凛然。上刑场时，他对围观者拱手道别：“浏阳陈章甫为革命先行一步，诸位，革命一定会成功，中国一定有希望！”

半个叫李立三，醴陵人。此人虽然响应了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但没有明确表态，故称为“半个”。

三个半就三个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后来新民学会成立，一大批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聚集。说起他们的名字，个个都如雷贯耳，男青年如蔡和森，如李维汉、如何叔衡，如罗学瓒、如罗章龙、如张昆弟；女青年如陶斯咏、如蔡畅、如向警予、如杨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