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的中国往事赛先生
沃森及家人首次访华，在当时的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沃森也被中国人的真诚以及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仍旧对科学研究充满热情所感染。也正因为如此，沃森回国之后，几乎是立即动用身边的资源，帮扶那些他曾在中国遇到的学者，兑现他允下的承诺，即使有些承诺可能超过了他的能力范围。
这一时期，沃森频繁地与中国生物学家以及美国知名学者、官员书信往来，他俨然成为一个连接中美学术合作的桥梁。这些书信记录着沃森与中国学者的友谊以及当时他对中国生命科学的无私帮助。
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1928年4月6日-2025年11月6日)。图源：维基百科
在离开冷泉港实验室的这一个多月里，不断有人给沃森写信，这些书信中既有私人信件也有工作信件。令人惊讶的是，他刚结束中国之旅，就收到不少来自中国仰慕他的青年学子寄送过来的邮件。
虽然早已置身于纽约家中，但沃森脑海中还不时回想起前不久的中国之行。那时候中国鲜有高楼大厦，物质条件低，普通百姓生活简朴，但中国人对生命科学研究的热情却丝毫不减，这深深触动了沃森，也因此沃森在处理信件的时候在想一个问题：以怎样的方式帮助中国发展生命科学。
1981年12月底，结束中国首行后，沃森一家人就回到了天寒地冻的纽约长岛。很不幸的是，或许由于温差和舟车劳顿，沃森一家四口人都病倒了，沃森更是得了重感冒。
纽约位于北纬41度，气候更接近大陆性气候，冬天相对于上海来说更冷一些，冬季气温有时会降到零下几度甚至十几度，上海的冬季气温相对暖和。身体的不适，加上要处理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信件，让沃森心情有些糟，对访首次访华评价不高。由于一个月没处理，还在重感冒阶段的沃森，不得不马不停蹄地投入到工作之中，拖着病体一封封地回信。
1982年1月8日，沃森在信中与多年老友伯纳德·大卫·戴维斯（Bernard.D. Davis）分享了这次中国之行，戴维斯是一位哈佛医学院的微生物学家，在微生物生理学和代谢学领域非常有名，他还在美国白宫国家科学政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沃森对老友十分坦然，他觉得这次中国之行“比那些漂亮的图画书要单调得多、令人泪丧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中国之行给他留下了美好印象，“从来没有一点后悔这次旅行”，沃森在信中表示。
看到中国生物学家对科学的热情，沃森希望生命科学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他坦言，“毫无疑问地，我抱着一份不切实际的希望，希望中国能高效地推进基础科学发展”。那时中国国门刚刚开启，经历10年的动荡，中国基础科学以及高等教育遭受重创，元气尚未恢复过来，但有识之士及年轻学子对科学的热情是空前的。
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关心并非仅限于嘴上说说，他的确在付诸行动，一开始他还没想好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为之助力，“除了将他们的科学家带到这里......我并不知道该如何提供帮助。”沃森在跟朋友写信时提到了一个想法，他希望将中国优秀的青年学者引至美国冷泉港实验室，为他们提供交流学习的机会。
在处理这些堆积如山的信件时，沃森意外发现了一个好消息。他发现了一封来自哈佛医学院院长罗伯特·H·埃伯特（Robert H. Ebert）的信件，在信上埃伯特告知沃森，此前他申请用于“单离子通道和神经解剖方法课程”的克林根斯坦基金（Klingenstein Fund）资助已经获批了。这个消息让沃森非常高兴，有了这笔钱，冷泉港实验室的神经生物学培训会做得更深入，在给埃伯特回信时，沃森又流露出了对中国生命科学的同情与担忧，当时冷泉港实验室的生命科学蒸蒸日上，与中国的生命科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落差激起沃森对中国生命科学的怜悯。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与李政道等人合影
沃森在信中也与埃伯特分享了他在中国之行：在前往中国前，他还担心中国可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可能还不如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要知道当时的南布朗克斯区（纽约最北边）主要以非洲和拉丁美洲后裔居民为主，经济水平低，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典型又穷又乱的地方。上世纪20世纪70年代该区受到了经济困境、社会问题和城市衰落的多重困扰，高失业率、上升的犯罪率以及破旧的建筑物，成为那个区域的社会特征。这些都给沃森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然而，首次访华改变了沃森对中国原本的印象，他对中国的认知变得更为立体。很显然，与南布朗克斯区相比“中国要好得多”。他还向埃伯特透露：“我将尽力将几位年轻的分子生物学家（年龄为45岁左右）带到（冷泉港实验室）”。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发展生命科学仅仅通过培养少数人才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沃森对于“引入中国学者到冷泉港学习”是否能够起到作用也是充满了疑虑。
沃森知道如果中国生命科学想稳步发展，唯有教育体制恢复正常才能做到。“唯有（教育）体系得到改进，他们才能够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
在这些信件中，沃森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特殊信件。写信人是一位叫大卫·普利迈尔（David Plymire）的美国牧师，他的中文名为柏大卫。普利迈尔从小在中国青海湟源长大，他的父母是传教士，一生都致力于向藏族人民传教。从小生活在中国的普利迈尔对中国的人民和土地有很深的感情。巧合的是，普利迈尔是1981年12月15日从中国寄出的这封信，这期间沃森恰好也在中国，尚不可知普利迈尔是怎么知道沃森访华，在那个信息传播极为贫乏的年代，报纸和收音机或许是常见的渠道，或许普利迈尔正是通过报纸看到沃森来华，于是向他寄送了这封求助信。
在经历文革的阵痛后，普利迈尔亲眼目睹了中国教育在艰难地恢复。1980年7月，他曾到中国科学院探访一位老教授，同时结识了许多有理想有抱负的学子，其中有一名女学生对于分子生物学很感兴趣。20世纪80年代初，分子生物学研究在国内都属于相对较新的课题。普利迈尔非常热情地帮助女孩学习分子生物学相关的知识，几个月后，普利迈尔对她的学业以及物理成绩十分满意。与女孩几番交谈下，普利迈尔得知女孩对于DNA以及相关研究非常感兴趣，不过当时中国缺乏相关领域的研究，因此女孩想去海外深造。普利迈尔答应尽其所能帮助她，几番思索下普利迈尔想到了沃森，希望能够将她介绍到冷泉港实验室进行深造。
作为国际人道主义者，普利迈尔对于中国教育的艰难恢复历程充满同情，他希望能为更多的中国年轻学子提供帮助。“中国的教育系统一直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下艰难前行，如今（指文革结束后），他们深知自己需要争取外界的支持。”普利迈尔在给沃森的信中写道，“此前我也尝试与其他学者进行联系，但都石沉大海，他们没有给我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当我了解到你之后，觉得你或许能帮助到我，总之，不管怎样我都将会感激你提供的任何建议”。信的结尾，他还向沃森要了两本著作——《双螺旋》和《DNA的故事》，以便向学生展示书里面的内容。
了解到普利迈尔的请求后，沃森实际上有些喜忧参半，一方面，他感受到了世界人道主义者对中国青年人的帮助；另一方面，沃森对于普利迈尔的请求着实有些爱莫能助，他觉得自己可能帮不上什么忙。沃森向普利迈尔解释道，“我领导的冷泉港实验室不是一个学位授予机构，我和攻读学位的学生入学没有直接关系”。之后沃森还与普利迈尔分享了自己将邀请中国学者留美的构想，“我们将尽力帮助中国的同行们，每年派几位优秀学者来此进行博士后研究。”对于普利迈尔想要自己撰写的两本书的请求，沃森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当时这两本书在中国还没有中文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