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我家住在昆明房的屋正中弹杨建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后，立即侵占了长春、营口、海城等城市。到1932年1月3日锦州失陷为止，日军先后侵占了我国东北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同胞沦人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之下。一曲《松花江上》唱尽了东北同胞流落关内思归故乡的悲愤之情。
侵占东北三省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把贪婪的目光盯上了热河、察哈尔等华北地区。1933年1月3日，日本军队攻占山海关，接着又占领了热河。1936年9月18日，正好是“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日本一个中队的步兵在北平西南郊的丰台演习，当他们试图越过中国的防线时，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本军队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虽然经过调解得以暂时和平解决，但是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根本不可能得到遏止，他们调来重兵，对卢沟桥作包围态势，并从1937年6月起开始在北平西南宛平城附近，连续举行挑衅性军事演习。
7月7日夜，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人宛平搜查，并蛮横无理地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等地。这些毫无道理的蛮横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即开始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当地中国驻军29军37师官兵在师长冯治安将军指挥下，奋起反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7月22日，29军军长宋哲元与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司谈判，22日达成协议。日方要求37师冯治安的部队调驻冀南，其原来防务由132师赵登禹的部队接管。宋哲元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挟制下，只好委曲求全，答应了这个要求。哪知正在调防的时候，日军利用中国疏于防守之际猛烈地炮轰宛平城和长辛店等地。25日晚上，日军突袭北平广安门。29日，北平沦陷；30日，日军攻占了天津和卢沟桥。
“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也由此开启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日战争。这场战争影响了杨振宁幸福宁静的清华园生活，1982年他在《超晶格》一文的后记中写道：
中日战争(1937—1945)是一场漫长的浩劫，与中国悠久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相比，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降临到千百万老百姓头上的是难以名状的灾难。有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有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由于这一政策，单在华北地区，从1941年到1942年的一年之内，人口就从4400万锐减到2500万。有1944年河南省的大饥荒(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形容这场惨剧！)。有1944年底日军的最后一次攻击，当他们攻到桂林和柳州时，在昆明人人都担心贵阳会随时陷落。还有数不清的轰炸。1940年9月30日，我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我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万幸的是，全家人都已躲在防空洞里，免于遭难。几天之后，我带着一把铁锹回去，挖出了几本压歪了的但仍可用的书本，欣喜如狂。今天已很难了解，在那种困苦的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
1937年“七七事变”时，杨振宁已经在崇德中学读完高中一年级，放假回到清华园。这时杨振宁的母亲正怀着小儿子振复。考虑到大战在即，杨武之决定将妻子和儿女送到老家合肥，离开势若危卵的北平。他带着妻儿，沿途经过天津、南京和芜湖，回到了合肥的故居。杨武之也许是因为家中大小人员太多，也许是因为形势看得比较清楚，所以比一般教授更早地就将家人向南方疏散。浦薛凤在回忆录中写道：“佩玉……闻各家有纷纷南下者，不免惊惶，时[杨]武之、[沈]仲端、[浦]志清及[郑]桐荪先生等，都已携眷南下。”后来许多教职员工因为决心下得太晚而慌忙出逃，方佩服早有计划的人。
9月，杨振宁进了合肥庐州中学继续读高中二年级。庐州中学位于大书院，原来是省立第六中学，1934年改名为庐州中学，但一般人仍然习惯地称为六中。后来为逃避日本侵略军飞机的轰炸，庐州中学由合肥迁到合肥南边70多里处的三河镇，继续在那儿上课。杨振宁在庐州中学读了刚好一学期的书，但日后他并没有忘记这所中学。1992年6月18日，杨振宁曾回到母校(现合肥一中)访问，看望了当年的外语老师王道平先生，还为母校题词。
在庐州中学短短的半年时间里，杨振宁也给他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的堂兄杨振声回忆说：“振宁对运动也很有兴趣，曾教我打墙球、玩玻璃球、斗蟋蟀等。‘七七事变’后，他们全家逃难合肥，我和振宁在庐州中学读了一个学期，又逃到三河镇。那里到处是河港、水田。记得振宁说，他要发明一种水上可以行走的脚踏车。因为他有广泛的兴趣，对什么事情都想了解，随时随地都在思索答案，所以对他来说，读书、做学问是一种乐趣。”
他的堂弟杨振怀回忆说：“振宁大哥随父母避战火从北平回到合肥。他从北平带来两个木箱，其中有许多化学试杯，经常拿出来表演给我们看，白水倒来倒去，一会儿变成红色，一会儿变成蓝色。还用放大镜来点燃纸张，自己制作氢气灌在球中飞上天等，我们看得都迷住了，像玩魔术似的。”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南京，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和第六师团长谷寿夫的指挥下，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血腥大屠杀。不久，日本飞机开始频繁地轰炸合肥，大批灾民经过三河镇向西奔去。
杨振宁的母亲罗孟华带上振宁、振平、振汉、振玉和刚在合肥出生不久的振复，来到巢湖西边的三河镇。杨武之那时人在湖南长沙，原委如下。
北平沦陷，已经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国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的师生，一路风尘南下。几经波折，历尽千辛万苦，总算零零散散地到达南下目的地湖南长沙。
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第16696号令：宣布这三所大学加上中央研究院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及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等人组成临时筹备委员会。到9月底，临时大学在岳麓山左家龙尚在修建中的清华大学长沙分校，以及借用长沙韭菜园原圣经学院、南岳市山上的圣经学校等处，积极设法安排师生居住和准备复课。
临时大学学生很多，清华大学的有900多人，北京大学的有不到300人，南开的有100人左右，还有借读的学生100多人，共计1500人左右，出乎原来的意料。
11月1日，临时大学正式上课。就在开课的那一天上午9时，空袭警报长鸣，所幸日本人并没有投弹。但11月24日，日本空军开始轰炸长沙，因为轰炸前没有拉警报，引起大混乱和部分伤亡。轰炸时数学系郑桐荪教授的夫人在校门口，闻炸弹声后急忙躲避跌倒受伤；有一处名为“可可园”的地方一座楼房轰垮，物理系饶毓泰教授恰好因为生病休息没有在这个楼房里午睡，实乃大幸！
接连四天轰炸没有中断。12月，南京沦陷，日本侵略军沿长江推进，直逼武汉，长沙又处在危急之中，学校在这儿也难以办下去。
在这种情形下，三校不得不再次考虑搬迁。1937年底，三校决定西迁云南昆明。
杨武之这时在长沙，既忧心国难当头，又担心家眷在合肥遭遇不测，尤其是妻子刚刚生下幼子。后来，杨武之的学生朱德祥曾回忆说：“老师在长沙，多次同我们讨论日本和德国法西斯政权侵略成性，中国摆脱帝制不久，国势不强，人民受教育水平低，在日本侵略者面前要吃大亏。老师还担心师母带着五个幼小弟妹留在合肥，师母又是缠足，若有闪失，老师必将抱恨终生。老师日夜思念，几星期后，前额头发就一片斑白了……我们都劝老师请假赶快回合肥，将家眷接来长沙。老师考虑临时大学刚成立，教学研究工作紧张，一直不肯请假，拖到寒假时才走。”
杨武之在1937年底，经汉口赶回安徽，在三河镇附近不远的桃溪镇终于与分别近半年的妻儿会了面。
长沙临时大学于1月上旬得到最高当局的批准，迁往云南省省会昆明。杨武之也决定将全家迁到那儿去。他们共有十人(杨武之家七人，以及弟弟杨力蹉的长女杨振华、长子杨振声和佣人牛妈)，浩浩荡荡从桃溪镇出发，经过六安、宿松和湖北的黄梅，过武穴到武汉，然后从武汉乘火车到广州，与临时大学的同事们会聚，再经香港、越南河内到云南河口，最后乘滇越线火车于1938年3月初到达昆明。
到了昆明以后，杨振宁进入昆华中学，继续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的课程。
■ 杨振宁的家世
■ 从回归到不归——李志绥的心路历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