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访：我只是想离开西安交大戴宁生博客

1968年1月6日，戴宁生又来到了北京大姐在北大全斋118那间房子的家。他把最近在西交大的经历说给了大姐和大姐夫听。大姐和大姐夫听后无可奈何地说，到中央文革接待站去告状吧，没有别的法子了。其实，在戴宁生的潜意识里，根本就不想去告什么状。他口头上在治保组理直气壮地说要告他们，心里其实是知道告状是不会有什么用的。他只是想离开西安交大，到北京告状只是个借口。大姐苦口婆心地说：“你不去告状，那怎么办呢？你不想回西安，又能去哪里呢？南京家里的情况现在更糟糕了，家里已搬进来了三对夫妻，爸妈只能挤在原先做客厅的那一间房间里了。”

在大姐和大姐夫的敦促下，戴宁生不得不花了两天时间写了一份12页纸的状子，叙述了1967年3月所谓“反标事件”的前前后后；以及西安交大治保组如何不调查，不追究真正作案者，使用欺骗手段先让他承认是无意两次写成的，说是那样即可结案；然后翻脸要他承认是有意一次写成的，并派班上的红卫兵查抄他的私人物品，无辜批斗他；治保组还隐瞒各人的姓名，动手打人，等等。大姐和大姐夫帮助戴宁生来来回回批改推敲多次，终于定了稿。

可是戴宁生还是很犹豫，不愿意拿着这份状子去中央文革接待站；本能告诉他，那是无济于事的。又磨腾了一天。他对整天催促他快去的大姐说：“我先去探个路吧。”第二天上午，他来到了天安门的东边的劳动公园。公园的入口处挂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中共中央国务院文化大革命联合接待站”，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中央文革接待站”了。

劳动公园里粗壮的松柏树下，到处都是人。有坐在地上号啕大哭的，大喊着冤枉；有近乎在那里发神经病地大叫大嚷的；有和维持秩序的人员推推攘攘，口中大声疾呼地抗议着的；更多的人与戴宁生差不多，哭丧着脸，如丧考妣。接待站组织得有点像是个医院。这些来告状的人有如到医院看病的病人。他们先要排队“挂号”，向“挂号”柜台的人员简单说明自己来自何地和大概的“病情”即属何种类型的问题。挂号柜台的接待员据此把来访者分配到相应的接待办公室去。大体上，接待站把全国按圣人的党的大局结构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六个地区。每个地区再分设有接待不同类别问题的几个接待室。

戴宁生站在那里，冷眼观察了一下。“挂号”处几个工作人员的脸上露着不耐烦的神情，有的对来访者厉声斥责，有的没精打采地例行着公事。毫无疑问，这绝对不是一个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方。戴宁生回到大姐家，向大姐和大姐夫叙述了他的所见所闻，说：

“去那种地方真是无聊透顶了！什么作用也不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