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大学副教授自尽愈演愈烈
一个人要绝望到什么地步,才会把“我该怎么办”写在纸上,然后再也不问第二遍?
延安大学副教授白老师的绝笔信,举报所在院校一刀切、吃空饷。
11月4日深夜,陕西省教育厅发了一则通报。 只有短短几行——已成立联合调查组。 通报没讲细节,也没给结论。 可网上那封据称是延安大学副教授白保国留下的信; 把一所高校的考核账本,掀开了一角。 一个教了30多年钢琴的人,为什么会被KPI逼到墙角?
01.他把“我该怎么办”写在了纸上 白保国,54岁,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副教授。 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主教钢琴和应用钢琴。 他还是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音协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考官。
作品拿过陕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奖,登上过央视。 30多年教龄,指导过不少学生开毕业独奏音乐会。 连续五次担任珠江“凯撒堡”钢琴大赛陕西赛区评委,论文也发了十多篇。 这份履历不算耀眼,但踏实。 可就是这样一个专注人才培养,兢兢业业的老师; 最后却倒在一套荒诞的KPI考核上。
网传的这封信件里,白老师直指校内这套考核乱象,称之为“皇帝的新衣”。 这件新衣,是一套用来应付聘期考核的操作。 想要拿到合格的考核结果,一部分老师要自掏腰包。 走虚假横向课题、花钱发论文。 用花钱换来的指标,给自己披上这件看不见的“新衣”。 大家都知道这套玩法有问题,可很多人默默照做,没人点破。
白老师连续两个聘期,始终不肯穿上这件“新衣”。 他踏踏实实上课、带学生,却卡在横向经费和论文指标上,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 学校给出整改方案,如果不能补齐指标,就要对他降级、转聘。
整改的压力压过来之后,麻烦还在接踵而至。 他还收到过不在岗的考勤通报。 他自己拿出上课记录、学生佐证材料去申诉。 核查方给出的答复,要么是记录录入出错,要么是核查人员走错了班级。 可这份不实的考勤记录,却没有被正式更正撤销。
他想走正规渠道举报这些问题,可一个绕不开的死结摆在眼前。 想要拿到实打实的证据,他就得跟着别人一样,亲自参与这套虚假课题的流程。 也就是说,想要取证曝光,自己先要参与违规操作,取证的行为本身就触碰红线。
进退全部堵死,他在信里写下那句撕心裂肺的呐喊:“苍天啊,我怎么走到这个地步,救救我。”
权威媒体的报道里也提到,那段时间,白老师住进医院,情绪状态持续低迷。
摆在他面前,只有一条看似可行的路: 拿出15万走横向课题,再拿出5万用来发论文。 凑齐整改要求的指标,靠穿上这件“新衣”,才有机会拿到里面的内情证据。
他想借着这套流程,去印证两件事。 一是校内存在部分在编人员长期不在岗、不履职、“吃空饷”,却顺利通过考核的情况。
二是考核规则不分学科一刀切,只盯着经费、论文数字,忽略教师本职教学工作。
可反复掂量之后,他跨不过心里这道坎。 一旦主动参与,自己也变成弄虚作假的一员。 信里那句“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是他最后的底线。 他不愿意用违规的方式,去对抗不公。 最后选择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证明自己的清白。
消息传开之后,网上一下子炸开了锅。 曾经上过他课的学生纷纷留言,回忆他温和耐心、认真带学生练琴的样子,满心惋惜。
不少高校同行看完整封信,瞬间共情。 留言说自己也感受过指标重压,懂这种进退两难的无力。
也有理性的网友提醒大家,信件内容还在调查组核查阶段。 不能直接全部当成定论。
很多人看完心里都会冒出同一个疑问,这个让无数老师头疼的横向科研经费,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简简单单一个考核指标,会把人逼到这般境地?
02.“贷款上班”? 要弄明白这事,得先搞清楚横向经费是个啥。 科研经费大概分两路,一路叫纵向,一路叫横向。 纵向经费,是国家和地方立项给的钱。 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里的各类基金,都算。 靠申报,靠评审,钱是财政出的。
横向经费不一样,是企业或者社会机构找上门。 委托老师做项目,按合同付钱。 本意很朴素,老师用专业本事帮人解决问题,人家付费。
听着挺顺,对吧? 可一旦把“到账额度”写进考核,味道就变了。 一些高校按职称定数字,教授多少,副教授多少,讲师多少。 不看学科,不看资源,一刀切下去。
理工科接企业项目顺手,应用型社科也有门道。 公共管理、经济学这些专业,尤其做数字政府方向的,接政府咨询课题有天然优势。 英语、文学、历史呢,能对接的资源本来就少。 钢琴、美术这类艺术专业,更难碰上愿意付费的甲方。 可指标不看专业领域,它只认数字。
资料图片,仅作参考 完不成会怎样? 考核不合格,降级,转聘,职称想都别想。 人被逼到墙角,就会自己找门。于是那条闭环出现了。
自己先垫钱,转给合作公司。 公司再以“科研委托费”的名义打进学校账户。 账面上一到账,指标就算完成。 回头靠这个假课题报销,把钱一点点弄回来。 中间还要交增值税,交管理费,有时还得花钱买票据。 绕一圈,钱薄了一层,数字好看了一点。
这套操作有多普遍?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八月做过调查。 117份有效问卷里,八成多的人知道“贷款上班”怎么玩。 这不是孤例。《知识分子》采访到的一位该校教师说,信里反映的经费指标问题确实存在。各学院要的数字不一样,可拉不到经费,考核就是过不去。
这位老师身边,有人为评副教授拿出70万,也有人拿出150万。 还有人拿下了国家级基金项目,职称照样评不上。 他用四个字概括这一切,“贷款上班”。 说完又补了一句,我们都是受害者。
别处也差不多。 江苏一位文科讲师,3年里每年5到7万。 山东一位在岗七年的讲师,被分了70万。 年收入不到10万,最后辞了职。
还有位理工科讲师,首聘期拼到100万。 交材料时又被告知,按副高得150万。 听着像不像KPI?像,而且是不发提成的那种。
为什么屡禁不止?得看压力从哪来。 学校要评估,要申硕,要排名,经费规模是能打分的硬指标。 任务压到学院,学院再压到人头上。 人扛不住就垫资,垫资多了,假课题自然长出来。 课题是假的,精力是真的花了。 备课的时间,改论文的时间,陪学生练琴的时间,全被挤走了。
有位受访学者说,自己原本揣着学术理想,如今为了指标追表面繁荣。 这话说得克制,其实挺疼。 他还说,这跟造假没两样,也没有实际效益。 另一位学者更直接,说这破坏了学术诚信,也搅乱了教师的自我认知。 一个人天天干着自己不信的事,久了会不认识自己。
03.比数字更难修的,是那杆秤 把这事只看成“指标定高了”,还是看浅了。 表面上是学科错位。 钢琴老师的本事在课堂,在舞台,在美育。 硬拿理工科的尺子去量,怎么量都不合格。
往深里看,是两套尺度在打架。 认真上课的人被硬指标卡死,另一些人考核却宽松过关。 这种“老实人吃亏”的观感,比数字本身更伤人。 它伤的不是一个人的前途,是一群人对规则的信任。
路其实不是没有。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早就写明; 要破除唯论文、唯帽子那一套,推行分类评价。 教学岗、科研岗、应用岗,本该用不同的秤。 人文艺术学科,完全可以用展演、展览、专著、美育成果、纵向课题来替代横向经费。 把经费额度和聘任、职称硬绑在一起,本来就不该这么干。 量化是管理的工具,不该变成治理的目标。 数字好看,不等于学问扎实,更不等于课教得好。
还有一层,值得慢慢想。 艺术类的科研,本来就该有自己的样子。 整理一段红色音乐史料,采录一批陕北民歌,编一套钢琴教学法,都是正经成果。 这些东西换不来企业合同,却换得来文化的根。 用钱去衡量它们,本身就是错位。
白老师走了,调查组已经进场。 信里的指控是真是假,要等官方结论。 可那句“我该怎么办”,恐怕不止一个人在深夜问过。 我们惋惜的不只是一位老师。 是那种“把课教好、把学生带好,就该被看见”的朴素期待。 你身边有没有“贷款上班”的人?评论区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