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饱饭的丫鬟，同情养尊处优的主子
崇祯皇帝接手的的确是一个烂摊子，辽东有后金，官场有阉党，西北有匪患，军饷拖欠，财政困难，而且这些问题都有漫长的前史，就是说这些问题不是崇祯登基之后突然出现的，也不是前边熹宗这一个朝代积累的，这些问题是顽疾，久到可以追溯到正德，嘉靖时代。
（明思宗 朱由检） 那我们都听过一句话，积弊久矣，非一味猛药可痊愈，就是这种很多年的老毛病，不是说三天两天就能治好的，再加上当时还有旱灾，有饥荒，有瘟疫，这些东西都不是一个皇帝凭借自己的个人意志就能消除的。 换言之，把明朝上百年来积累的矛盾和各种无法预知的天灾都算到崇祯的头上，是不合理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句话，继承困难，和扩大困难，这是两种不同的责任。 崇祯刚登基的时候的确干过一些好事儿，打倒阉党，这肯定是好事儿，打倒阉党之后，又恢复了很多被阉党迫害的官员的名誉，这也是好事儿，魏忠贤倒台之后，朝野一度对这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抱有很大信心。 崇祯对自己也很自信，因为他认为他拥有类似于贤明之君的优秀品质。 崇祯的个人生活非常克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他的衣着朴素，衣服上常有破损，他的饮食简单，皇帝个人的开支很少，吃东西很清淡，无非就是清粥小菜。 崇祯还很勤劳，勤政，史书说他经常鸡叫就起床，深夜才入睡，皇帝每天坚持上朝，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就是工作。 您要知道崇祯前边的皇帝，就很少有务正业的，要么不上朝，要么爱炼丹，要么喜欢刨木头，跟崇祯一比，崇祯简直是圣君了。 所以，崇祯会有一种心态，我这么忧虑，我如此辛苦，我这样迫切的希望国家好起来，为什么很多事情还是办不好呢？ 其实这些疑问非常好解决，需要皇帝来检查决策是否出了问题，方向是不是跑偏了，制度是否需要改革，但崇祯的脑回路非常之奇怪，他把自己一些优秀的品德当成了自己是正确的证据，大白话说就是甩锅，推卸责任。 崇祯开始认为，是有人骗他，有人结党，有人推诿，有人就是不肯尽力。 崇祯年间的名臣刘宗周曾被崇祯召见，崇祯问他一些治国理政方面的问题，刘宗周说了这么一段话：
（史料记载） 《明史》卷二百五十五：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严，布令太烦，进退天下士太轻。诸臣畏罪饰非，不肯尽职业，故有人而无人之用，有饷而无饷之用。有将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杀贼。 这话什么意思呢？它指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大明朝廷里明明人才济济，但是很多工作却做的一塌糊涂，比如军队是有的，但战斗力发挥不出来，国库是有钱的，但是钱用不到正地方。 为什么？ 原因就是因为你（崇祯），你组织和使用资源的方式出了问题。 《明史》中有这么一句话，也很说明问题： 帝在位十七年间，易中枢十四人，皆不久获罪。 这是后来的统计，说崇祯在位十七年，兵部高级官员换了十四个，要知道明朝当时处于胶着的战争中，国家动荡，但高级官员却频繁调换。 为什么会换人换这么快，这涉及到皇帝本人的用人特点，崇祯要求他所任用的官员要马上在岗位上建立皇帝所期待的功绩，这种功绩往往还是很大的那种，如果你无法立刻建功，马上就被换掉，并且往往遭到皇帝极为严厉的惩处。 当时的大臣畏惧崇祯到什么地步？ 有个叫做张凤翼的督师，工作期间不断的吃大黄，这是一种泻药，一直吃一直吃，活生生把自己吃死了，就是宁愿畏罪而死，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崇祯的追责。 对大臣的追责处理，非死即贬又往往演变成滥杀，袁崇焕和陈新甲就是最好的例子。 有人说袁崇焕的事情有争议，那作者就先不提袁崇焕，我们就说陈新甲。 这个事情也很简单，崇祯十五年前后，崇祯压力山大，主要是他长期两线作战，在辽东要和后金打，在内地要和李自成打，如此重压之下，崇祯开始和后金接触，他要议和。 那议和的这个事情，就被交给了陈新甲。 《明通鉴》卷八十八：手诏往返者数十，皆戒以勿泄。 这个事情陈新甲跑了很多次，而且都是拿着崇祯的亲笔信办事，可以说皇帝是深度参与其中的。 皇帝要求陈新甲保密，因为皇帝也知道和后金议和并不光彩。 但是因为陈新甲的家人把一些文件当成普通文件抄了出去，以至于议和的事情泄露，皇帝很生气，就把陈新甲杀掉了。 无论如何，议和的事情是得到你崇祯帝授意，支持，默许的，现在出事儿了，你不出来说话，你把人家陈新甲杀了？
（卢象升） 很无语。 所以后人分析崇祯为什么非要杀陈新甲的时候用了四个字： 且彰主过。 你把领导的过失给暴露了出来。 千错万错，我崇祯没错，错的全是大臣。 还有一个人的例子很值得一说，即卢象升。 崇祯十一年清军入塞，卢象升奉命督率援军，但史料里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记载： 《明大司马卢公奏议》：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二万。 名义上我管理天下兵马，但实际上我能带的兵不过两万。 崇祯还搞骚操作，让宦官高起潜掌握另外的兵力，在兵马调度和粮草方面进行牵制，结果卢象升因为得不到皇帝的真心实意的支持，作战兵力不断减少，最后战死。 什么意思，这就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皇帝要你承担过大的责任，但却给你毫不相称的本钱。 有人说不是崇祯不想给本钱，崇祯也没钱啊。 的确，一谈到明末的财政，往往就是一句国库没钱，一言蔽之。 但实际上情况是这样吗？ 《明史·食货志二》中记载，万历末年，因为要应付辽东的战事，所以向老百姓加派军费，叫辽饷，每亩加九厘，形成每年五百二十万两的加派额度，崇祯年间战事越发吃紧，又在九厘之外每亩加三厘。 但是我们都知道，除去辽饷之外，崇祯皇帝又搞出了剿饷和练饷，这三项加起来，每年加派的总额大概是1670万两到2000万两，这是什么概念？在万历初年，全国的岁出也不过400万两，这就意味着，三饷让百姓的额外负担达到了正常国家财政总支出的四到五倍。 明朝有个御史叫郝晋，他对当时的国家财政就有这样的议论： 《明史》卷七十八：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 自古以来，哪有这样一年就刮出两千万两送到京城，又从京城刮出两千万两送到边防的？ 这是郝晋说出来的，他没说出来的其实是： 这不是把百姓往死里逼吗？ 设想一个明朝的普通百姓，因为战乱，天灾等诸多原因，他的收成就已经很不好了，只能勉强应付，当三饷来临，他可能就要卖牲畜，卖农具，甚至借高利贷。 一年如此，年年如此，但总有撑不下去的时候。 那这些百姓的命运，会落到何处呢？ 明末官员马懋才曾亲历当时陕西一带的饥荒，他在随笔中写道：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 在明朝，会有很多的农民，他们也许是种地的，也许是脚夫，也许在驿站工作，他们是各行各业的人物，他们甚至是常年得不到军饷的士兵，他们加入起义军，未必一开始的目标就是为了推翻一个封建王朝，而有可能只是不想饿死。
（明代的流民） 马懋才还指出： 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 沉重的赋税下，百姓只有逃走一条道路，而一旦踏上逃亡之旅，往往又难以生计，这些四处流动的人只好加入起义军的队伍。 所以作者也非常好奇，崇祯死前说“任贼分裂朕尸，误伤百姓一人”是什么意思。 崇祯不是完全不顾百姓死活的人，他也减免过赋税，也推出过善政，也下过很多次罪己诏，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说的话也许是真心的。 但问题是，崇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似乎忘记了，百姓的苦难似乎并不是从李自成进京后才造成的。 “勿伤”这两个字，把伤害的百姓责任从朝廷，从皇帝转移给了农民起义军。 那么请问，李自成在起义以前，是不是大明的百姓？起义军中的诸多成员，他们是否也曾是大明百姓，他们又是如何成为崇祯口中的“贼”的呢？ 你这么说你好像此前的加派，催征，饥荒，冤狱，催战没有伤害到百姓一样。 崇祯还有一句经典台词，是： 《晚闻堂集》卷之八：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 无数被崇祯启用，罢免，逮捕的人，那些罪有应得，或者被皇帝冤枉的人，那些意见被他采纳或拒绝的人，到了最后，都被崇祯合并成了一个同类项，那就是坏人。 是这些坏人害了朕呀。 这就好比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公司在他手里破产了，他责怪都是员工在搞鬼一样。 员工是谁招的？是谁提拔的？谁开除的？那不还是你董事长么？ 崇祯使用宦官，用过很多无良，无德，无能的大臣，如魏藻德之流在崇祯手下都能做内阁首辅，你任用亡国之臣，你就是亡国之君。 明史学家陈梧桐对崇祯的评价，作者以为是很中肯的： 明思宗勤于政务，崇尚俭朴，即位之初即果断诛除魏忠贤阉党集团，颇得人们的赞誉。但他空有“中兴”之志，志大才疏，缺乏治国的能力，未能认识到明末社会危机的根源，找到挽救危局的办法，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而他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特点，又导致其对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置失当，从而加速明王朝的灭亡，酿成了历史的悲剧。他最终便以有别于古来以酒、以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亡的另一类亡国之君的形象，定格于史册之中。 不过让人感叹的是，古来亡国之君，如商纣王，宋徽宗等都受人唾骂，为人不齿，被人批评，而崇祯却得到了很多的同情和可怜。 你当然可以同情崇祯，至少他一死殉国，这种行为是壮烈的，但我们是否也要思考一下，作为一个皇帝，难道一死，就能把昔日记忆，过去往事，全都一笔勾销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