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的政治遗言

10月22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因心力衰竭，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0岁。对于今天的日本年轻人来说，福田康夫或许已经是一个有些遥远的政治人物。但对于熟悉中日关系的人来说，他的离去，却意味着日本政坛一位重要的对华友好人士、一位坚持对话外交的政治家，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

1936年，福田康夫出生于东京，他是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如果按照日本传统的政治家族路线，他完全可以早早进入政界，凭借父亲的人脉与地位，一步步铺好自己的仕途。然而，福田康夫并没有这样做。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丸善石油公司工作，一干就是17年，后来还曾在美国洛杉矶工作。他经历过石油危机，了解日本企业如何在国际市场上生存，也切身体会到，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要想维持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国际贸易、能源进口与稳定的国际关系。直到1976年，他才辞去公司职务，进入父亲的政治团队。此后，他担任过首相秘书官，1990年才正式当选众议员。那一年，他已经53岁。

福田康夫当选议员时，父亲为他站台。从企业职员到国会议员，这段经历，使他对经济、资源和国际合作有着不同于职业政治家的理解。他知道，日本并不是一个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的国家。日本没有足够的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粮食也有相当一部分依赖进口。无论经济发展还是国家安全，都离不开国际社会，尤其离不开亚洲邻国的稳定。后来，他在担任首相和退休之后反复强调，日本必须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也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这个观点并不是他晚年才突然产生的，而是贯穿了他的一生。 2000年，福田康夫进入森喜朗内阁，担任内阁官房长官——内阁大管家。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他继续留任，成为日本政府中负责协调各方意见、解释政策、处理危机的重要人物。福田康夫在这一职位上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不喜欢过度表演，不热衷于使用激烈语言，更愿意通过协调和沟通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2007年，安倍晋三突然辞去首相职务，福田康夫接过了这个并不轻松的担子，成为日本第91任首相，也是日本宪政史上第一位父子两代都担任过首相的人。

福田当选为首相候选人（自民党总裁）时情景福田康夫出任首相时，日本国内政治正陷入困境。当时，自民党虽然在众议院占据多数，却在参议院失去了多数席位。这种被称为“扭曲国会”的局面，使政府提出的法案和政策经常遭到在野党的阻挠。福田试图与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协商，甚至探索两党组成大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他希望通过跨党派合作，让日本政治摆脱长期对立的僵局。这场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政治观念：国家面临重大问题时，执政党与在野党不应只是争夺权力，也应该寻找合作的空间。在内政方面，福田政府推动设立消费者厅，希望改变过去消费者行政分散在不同部门、发生问题时容易互相推诿的状况，让消费者权益得到更有效的保护。他还推动公文书管理制度的完善，制定《公文书管理法》，让国民知道政府做过什么、为什么这样做，以及政策产生了什么结果。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留下可以供社会检验的记录，这不仅是行政管理的问题，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2008年，福田还主持了北海道洞爷湖八国集团峰会。气候变化、能源和全球发展问题成为峰会的重要议题，他努力推动各主要国家就温室气体减排的长期目标达成共识。

福田康夫并不是一个善于用激昂言辞制造气氛的领导人，但他懂得协调各方利益，也愿意花时间寻找共同点。遗憾的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困局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2008年9月，他宣布辞去首相职务，执政仅约一年。有人批评他缺乏领导魄力，也有人认为他没有能力扭转政局。这些批评并非没有道理。但如果只用首相任期长短来衡量一个政治家的价值，就很难理解福田康夫真正看重的东西。他追求的不是政治上的强硬姿态，而是国家治理的实际效果；他希望通过协调对话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不断制造对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种政治风格，在讲究派系斗争和选举动员的日本政坛，并不总是讨巧。但在外交领域，它却成为他最重要的财富。福田康夫对中国的感情，并不是担任首相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他与中国的缘分，从小时候在南京的短暂生活就开始了。很多人不知道，福田康夫在幼年时因父亲在南京任职，他曾在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留下了一张与父母的合影。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

他的父亲福田赳夫曾于1976年至1978年担任日本首相。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时，福田康夫已经担任父亲的秘书官，亲身接触了这段历史。他后来回忆，父亲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解释中日关系的变化：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就像两国之间架起了一座吊桥；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则是把这座吊桥进一步加固，变成能够承载更多人员和物资往来的铁桥。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国家之间签署条约，就像修建桥梁。但桥建成了，不代表两岸的人自然就会走到一起。还需要不断往来，需要了解对方的社会、文化与想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维护。

福田康夫随父亲出访中国。后来担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森喜朗同框。战争的阴影与战后日本的变化，使他很早就接触到一个问题：日本与中国，究竟应该怎样相处？他并不认为，历史上的战争可以轻轻带过，更不认为，只要经济发展起来，过去发生的一切就可以不再提起。相反，他始终认为，只有正视历史，才能建立真正可靠的信任。 2007年12月，福田康夫以首相身份正式访问中国，并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他谈到中日历史时强调，过去的历史必须认真看待，并且要有勇气和智慧反省应该反省的地方，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他还表达了一个重要观点：中日两国漫长交往史中，不只有战争和不幸，也有长期的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与相互学习。不能因为近代发生过战争，就把更长久的交往历史全部抹去。这不是回避历史，而是试图从完整的历史中寻找未来。 2008年5月，中国领导人访问日本。福田康夫与中方共同推动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明确两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方向。这份文件成为中日关系四个重要政治文件中的第四个，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父亲签了第二个，儿子签了第四个。这样的家族，在中日关系史上是独一份。福田康夫希望中日能够找到一种既不否认分歧，也不被分歧绑架的相处方式。这也是他对华外交最重要的思想基础。许多政治家在任时谈外交，退休后便逐渐远离政治，福田康夫却不是这样。 2012年，他退出政坛。此时，中日关系即将迎来一次严重冲击。日本政府的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关系跌至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低谷，首脑会谈中断三年。2014年夏，与安倍素有心结的福田，带着安倍信任的内阁安保局长谷内正太郎秘密访问北京，为当年11月APEC期间的中日首脑会谈铺平了道路。回国之后，他对此只字不提。他说：“外交不是拿来炫耀的，要不显眼地、踏踏实实地做。”

2010年至2018年，他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2018年，他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献花，说应该让更多日本人来看看。针对日本国内出现的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说：“遇难人数的争论不是关键，事件本身就是事实。” 福田认为，中日韩稳定，亚洲就安全。如果美国抱怨中日走得太近，日本完全可以说：中国就在我们隔壁，又变得这么大，搞好关系不是很自然吗？

2018年6月，福田先生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默哀。新冠伤了他的肺，但直到最后，每周三他仍打上领带，到国会附近的事务所上班，对来访者反复念叨：“资源匮乏的日本要永续存在，经济最重要。日本有责任在盟国美国与邻近大国中国之间斡旋。喂，打起精神来！” 对于高市首相有关“台湾有事”的国会答辩，福田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指出，高市首相是否想到中国会做出那么严厉的反应？对立的火种是谁点燃的？“毅然”这个词，用在国与国要改善关系的时候，未必合适。他甚至说了一句让人吃惊的话：日本未必有那个意思，但对中国来说，最容易发生战争的对象，其实是日本。因为历史上有过，因为距离太近，因为感情太复杂。小摩擦一步步升级成战争，日本是亲身经历过的事情。

对于排外主义势力的抬头，他的评价只有一句：那是“没有学好历史，不懂事理”。晚年的福田先生，最担心的是中日之间沟通“没有了管道，更没有人去建”。他渐渐地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如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都一个个走了。去年12月，发表“村山谈话”的村山富市前首相去了天堂。今年6月，日本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去世。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也已经引退。如今福田前首相也走了。昨天，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森山裕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让人心头一沉的话：“重要的人，在最重要的时候走了。” 我几次采访福田前首相，也曾有机会与他共餐。他在首相的宝座上只坐了一年，却用此后十几年的时间，持续为中日关系奔走。尤其是在两国关系陷入低谷、政治互信不断消失的时候，他没有像一些政治人物那样躲到一边，更没有为了迎合国内情绪而改变自己的立场，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呼吁：中日两国必须对话，必须相互理解，必须找到和平共处的办法。

从去年初开始，福田先生坐了轮椅。也许他自己预感到什么，于是频频接受日本主流媒体的采访，表达自己对于日本未来和中日关系的担忧和嘱托。您能感悟到，每一次的采访，都是他在留下自己的政治遗言，告诫后辈如何避免日本重韬战争之辙。他说：政治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不让“不得不打仗”的局面出现。避免战争靠外交，外交的基础是信任，信任来自对话。首脑之间的信赖关系，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对话，就会试图用实力说话。正视历史，才能面向未来。日中之间，比起把对方当敌人，更该珍惜共同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是邻居，不是敌人，日本应当做美中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前哨。日本的未来，在于能否在近邻大国和同盟国之间，找到不把亚洲推向对立的位置。福田先生的这些话，是留给后人的作业。而“对话”，应该是他留下的最大政治遗言！感恩福田先生的关爱，愿您在天国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