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到“说好中国故事”

摘要文化大革命结束半个世纪后，其影响并未完全停留在历史研究与政治责任的讨论之中。本文从历史记忆、国家叙事与公共外交的交会处出发，探讨文革所留下的政治文化如何影响当代中国对历史的解释，以及“说好中国故事”政策所面临的传播困境。文章提出“能见度、可信度与吸引力”三个分析层次，说明国家传播能力的提升，未必能转化为国际社会的信任。进一步透过台湾民主化的经验，分析不同政治制度如何影响历史记忆的形成、竞争与传承。本文主张，民主制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使历史从国家权力所界定的单一版本，逐步转变为社会可以共同检视、争论与修正的公共记忆。在人工智慧与数位传播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国家能否允许人民自由讲述自身历史，可能比政府投入多少资源塑造国家形象，更能决定其长期的国际吸引力。关键词：文化大革命、历史记忆、国家叙事、公共外交、软实力、台湾民主化

一、文革六十年：真正留下的是什么？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史上最受关注、也最难以充分讨论的政治事件之一。六十年后，我们对文革的研究已经累积大量史料、见证与反思。然而，除了追问文革如何发生、造成多少伤害、谁应承担责任之外，还有一个同样值得关注的问题：文革所塑造的政治文化，是否仍然影响今天中国社会理解历史与政治的方式？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将当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因于文革。这样的解释既过于简化，也忽略了改革开放、全球化与数位科技带来的巨大变化。真正值得分析的是，在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已经改变的情况下，某些权力运作的逻辑为何仍然具有延续性。文革留下的不只是对个人的政治迫害与社会创伤，也包括一套关于政治忠诚、思想正确性与历史解释权的政治文化。在这套逻辑之下，历史不只是对过去的记录，也成为界定政治正当性、辨识敌我与维持集体认同的工具。当国家权力不仅要求人民服从法律与政策，还进一步要求社会接受特定的历史解释时，历史便不再只是学术研究的对象，而成为政治秩序的一部分。这也说明，为什么历史记忆的问题不会随著政治运动的结束而自然消失。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已经结束，但一个社会如何记忆文革、谁有资格解释文革、哪些经验可以进入公共讨论，仍然涉及当代政治权力的分配。从这个角度来看，历史记忆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二、从控制历史到“说好中国故事”：国家叙事的政治逻辑 2013年，习近平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到了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进一步强调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要加快建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些政策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国际竞争不只是军事、经济与科技实力的竞争，也包括国家形象、价值观念与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从公共外交的角度而言，一个国家希望向世界介绍自己的文化、历史与发展成就，本身并没有问题。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事国家形象建构。问题在于，当国家叙事同时受到高度政治控制时，“说好故事”究竟是为了促进外界理解，还是为了要求外界接受某个预先设定的结论？这两者之间存在重要差别。公共外交的基本前提，是国家与外国社会之间存在理解、交流与互动的空间。有效的国际传播必须考虑受众的知识背景、文化差异，以及对信息来源的信任程度。 2019年，学者Zhao Alexandre Huang与Rui Wang研究中国外交机构在Twitter上的传播策略，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是一项文化宣传口号，也与中国政府建立对外传播网络、推动官方观点的政策目标密切相关。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国家叙事不只是故事内容的选择，也涉及传播网络、信息来源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如果国内的历史叙事不允许充分辩论，国际传播又要求维持高度一致的政治口径，就可能出现一种结构性矛盾：政府希望世界看到一个丰富、多元而真实的中国，却同时限制哪些中国经验可以被公开讲述。这并不表示中国文化缺乏国际吸引力。中国的文学、艺术、饮食、哲学与历史文明，原本就具有跨越政治制度与国界的文化价值。中国社会的发展经验与人民的日常生活，也存在许多值得国际社会理解的面向。真正的问题，是当文化吸引力必须服从政治叙事时，原本可能产生的多元理解，便容易被缩减成单向的国家形象宣传。换句话说，中国并不缺少值得讲述的故事；值得追问的是，谁有权决定哪些故事可以被讲述。三、软实力的悖论：被世界看见，不等于被世界相信美国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提出的软实力理论，为理解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奈所强调的软实力，并非单纯的文化输出或宣传能力，而是一个国家透过文化、政治价值与政策正当性所形成的吸引力。在此理论基础上，我认为可以进一步从三个层次观察国家叙事的国际影响力。第一，是能见度（Visibility）：外国社会是否接触到这个国家的信息？第二，是可信度（Credibility）：外国受众是否认为这些信息值得相信？第三，是吸引力（Attractiveness）：外国社会是否因此对这个国家的文化、价值或制度产生正面认同？这三个层次彼此相关，却不能画上等号，也不一定会依照固定顺序发生。能见度可以透过传播资源、媒体网络与技术能力迅速提高；可信度却需要较长时间的累积，并受到信息透明度、制度环境与受众经验的影响。至于吸引力，更不能仅靠宣传规模来保证。一个国家可以投入大量资源建立国际媒体、经营社交媒体、举办文化活动，甚至利用新兴科技提高信息传播效率。然而，传播能力的增加并不保证信任同步提高。当受众发现某些议题只能以单一方式呈现，或者不同声音难以公开存在时，信息的能见度甚至可能与可信度产生落差。这正是高度集中式国家叙事所面临的软实力悖论。中国政府希望透过更有效的国际传播改善国家形象，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识，并不只来自官方媒体与外交宣传，也来自学术研究、新闻报道、商业交流、个人经验与海外中国人的不同声音。尤其在全球资讯流通高度发达的今天，国家已经很难完全决定外国社会将如何理解自己。以制度环境为例，无国界记者组织2026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将台湾列为180个国家与地区中的第28名，中国则位居第178名。这项指数并非软实力排名，也不能直接证明某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优劣，但它清楚反映两个社会在新闻自由与资讯环境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不一定立即决定外国受众的态度，却会影响资讯能否受到独立检验，以及国家叙事能否建立长期可信度。国际传播最困难的部分，从来不是让别人听见自己的声音，而是让别人在保有独立判断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相信你。四、当国家叙事进入台湾：从宣传到资讯环境的竞争对台湾而言，中国的国家叙事并不只是对外宣传的问题，也与台湾自身的公共讨论、社会认同与民主制度密切相关。传统的国家宣传通常具有相对清楚的传播来源，例如官方媒体、外交声明或政治广告。今天的资讯环境则更加复杂。短影音、社交媒体、匿名帐号、演算法推荐与生成式人工智慧，使政治信息可以透过娱乐、生活经验、情绪表达，甚至看似普通的个人评论进入公共讨论。这些技术并非中国独有，也不能将台湾社会所有争议或不实资讯都归因于外部势力。然而，当外部政治行为者利用既有社会分歧进行信息操作时，传播活动就可能不再以说服民众支持某项明确政策为唯一目的，而是透过反复放大不信任、焦虑与对立，影响公共讨论的品质。对这类现象的分析，需要区分三个层次：可辨识的国家政策意图、具体资讯操作的证据，以及实际对受众造成的影响。三者不能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直接等同。这也是当代认知战研究必须保持方法论谨慎的原因。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值得注意的转变是：过去国家希望人民相信某个故事；今天的资讯竞争，有时更在于影响人民判断故事来源与可信度的能力。当受众无法辨识信息的真正来源，或者逐渐对所有公共资讯失去信任时，民主社会所依赖的理性讨论便可能受到侵蚀。因此，台湾所面对的挑战，不只是如何反驳特定的政治叙事，而是如何维持一个允许不同意见竞争、同时具备资讯辨识与公共信任的开放社会。这需要媒体素养、透明的资讯环境、独立研究，以及公民社会持续参与，而不能只依靠政府提供另一套官方版本。五、台湾的另一条道路：民主化如何改变面对历史的方式在讨论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叙事时，台湾提供了一个值得比较的案例。台湾并非从一开始就拥有今日的言论自由与民主制度。在长期戒严与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异议受到限制，出版、集会与公共讨论受到管制，本土语言与文化认同也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国家政策的压抑。然而，必须强调，台湾的威权统治与中国文化大革命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与社会动员方式。将两者简单视为相同的历史事件，既不符合历史研究的要求，也无助于理解各自的特殊性。真正具有比较意义的，是两个社会都曾经面对国家权力限制思想与历史解释的经验，却在后来走向不同的制度发展道路。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随后经历政治自由化、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与政党轮替。民主化不只改变了政治权力的取得方式，也逐渐改变社会处理历史记忆的制度条件。过去难以公开讨论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与政治受难者经验，逐渐成为公共研究、纪念活动与转型正义政策的重要议题。 1995年，李登辉总统在二二八和平纪念碑落成典礼上，代表政府向受难者与家属表达歉意。这不代表历史伤害从此获得完整修复，却象征国家开始以不同方式面对过去的政治责任。此后，档案开放、受难者平反、历史研究与公共纪念持续推进，也伴随著政治争议、政策分歧与对转型正义范围的不同理解。这些争论本身，恰恰说明民主化并不会自动产生一套所有人都接受的历史版本。民主制度所提供的，是让不同经验有机会进入公共讨论，让政府的历史解释受到质疑，并让社会在新的证据与价值辩论中持续修正既有认识。这种制度差异，也可以从国际评比得到部分印证。根据自由之家2026年《世界自由度报告》，台湾获得93分（满分100分），中国则为9分。这项评比衡量的是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而非历史正义的完成程度；但它反映了两个社会在公共参与、言论自由与政治竞争方面截然不同的制度条件。同时，台湾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转型正义已经完成。不同政治立场对威权历史的理解仍有分歧，部分档案、责任归属与制度改革也持续受到讨论。这些问题不应被视为民主制度的失败，而应成为检视民主是否具有自我修正能力的重要指标。民主化不只是改变政府，更改变了一个社会面对自己历史的方式。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能够保证社会永远做出正确判断，而在于它允许错误被揭露、责任被追问，以及不同世代重新理解过去。这也是台湾经验对其他曾经历威权统治的社会所具有的比较研究价值。六、从“理解中国”到“认识台湾”：两种国家叙事的差异如果将中国与台湾的国家叙事放在一起观察，可以发现两者的核心差异，并不只是使用哪些媒体、投入多少预算，或举办多少国际文化活动。更深层的差异，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分配讲述自身故事的权利。中国政府希望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因此持续建构具有一致性与政策导向的国家叙事。台湾则在民主化与社会多元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由政府、公民团体、媒体、文化创作者、学者与一般民众共同参与的对外叙事。这并不表示台湾没有官方宣传，也不表示台湾社会的不同声音总能公平地被听见。事实上，台湾的媒体环境同样面临政治极化、商业竞争、资讯品质与社交媒体演算法等问题。然而，从制度层面而言，台湾社会容许不同政治立场公开竞争，也容许人民批评政府、重新诠释历史，甚至挑战主流的国家认同。对外国观察者来说，这种多元性可能显得混乱，却也提供了透过不同来源交叉理解台湾的机会。这使我想到两种不同的国家叙事态度：中国希望世界“理解中国”；台湾希望世界“认识台湾”。这不是两国官方口号的逐字比较，而是我对两种叙事逻辑所作的概念性区分。前者较强调国家如何有效说明自身，后者则更有可能让国际社会透过多元接触形成自己的认识。当然，这并非两个绝对互斥的类型。中国社会存在大量非官方的文化与个人叙事，台湾政府也会努力建构对外形象。这里的比较，是为了指出两种制度环境对叙事生产与流通所形成的不同条件。对公共外交而言，这种差异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形象不一定需要由政府完整设计。某些最具吸引力的国家故事，可能来自电影、音乐、社会运动、学术研究、地方文化，或一般人的生活经验。当这些故事不必服从单一政治结论时，它们可能呈现矛盾、批评与不完美，却也因此具有更高的真实感。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社会的多元声音不只是国内政治的特征，也可能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资源。真正值得思考的，不是如何让所有人讲出相同的国家故事，而是如何让不同的人都能参与讲述这个社会。七、新世代的历史记忆：从见证者到叙事的共同创造者在纽伦堡纪念文革六十周年，对不同世代的参与者而言，可能具有不同的意义。对亲身经历文革的人来说，历史记忆可能是家庭创伤、政治迫害、失去的青春，以及长期无法获得公正对待的个人经验。对经历六四事件及其后政治变化的一代而言，历史记忆也包含政治理想、公共行动，以及对民主改革可能性的追寻。而对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成长的世代而言，文革与六四既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事件，也是理解威权政治、资讯控制与民主制度价值的重要参照。不同世代的历史经验并不相同，也不应要求年轻世代以完全相同的情感方式理解过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历史记忆会随著世代更替而失去意义。真正的挑战，是如何让历史从亲历者的个人记忆，转化为能够跨越世代、语言与国界的公共知识。这也是我认为海外中国作家、记者、历史见证者与人权工作者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长期以来，许多人透过回忆录、报道、评论、研究与公共演讲，保存了官方叙事之外的历史经验。这些工作未必总能立即改变政治现实，却为未来的历史研究与公共讨论留下了不可取代的材料。从公共外交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这些非官方的叙事也是国际社会理解中国的重要来源。但历史见证若要持续发挥作用，仍需要与新的传播环境建立连结。今天的年轻世代未必透过长篇政治评论认识历史。他们可能从纪录片、数位档案、短影音、影像创作、线上展览，甚至人工智慧辅助的历史资料整理，第一次接触文革或六四。这些新形式提供了历史传播的机会，也带来新的风险。数位内容可以提高历史材料的可及性，却也可能因为片段化、去脉络化与影像操弄而产生误导。生成式人工智慧尤其值得关注。它可以协助整理大量历史文献、进行跨语言翻译，并降低不同世代接触历史资料的门槛；但它同样可能生成缺乏真实来源的引述、影像与叙事，使历史真伪的辨识更加困难。因此，人工智慧不应被视为历史记忆的替代者，而应是协助保存、整理与理解史料的工具。历史见证的可信度，仍然必须建立在可追溯的资料来源、研究方法与公开检验之上。更重要的是，新世代不应只是被动接受上一代所传递的历史结论。历史记忆的传承，必须让年轻人有机会提出自己的问题，运用新的研究工具，并从不同文化与社会经验重新理解过去。对新世代而言，纪念历史不应只是继承上一代的政治结论，更应包括学习如何辨识证据、理解不同经验，以及在面对新的政治问题时保持独立判断。如果历史教育最终只要求下一代重复某一套标准答案，那么即使这套答案出于良善的初衷，也可能失去历史反思真正重要的意义。历史记忆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每个世代都使用相同的语言，而在于不同世代仍然有能力透过证据、对话与批判，重新理解这段历史对自身时代的意义。结论：最有力量的国家故事，是人民能够自由讲述的故事文革六十年后，我们当然仍然需要追究历史责任、保存受害者的记忆，并持续研究这场政治运动如何改变中国社会。但从国家叙事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更值得思考的是：一个社会是否有能力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以及是否愿意让不同的人讲述不同的历史经验。中国近年持续强调“说好中国故事”，反映其对国际形象与话语权的高度重视。然而，国家叙事的国际影响力不能只依靠传播规模或技术能力。从能见度、可信度与吸引力三个层次来看，政府可以透过资源与技术提高传播能见度，却难以仅靠单向宣传建立长期信任。至于真正的国际吸引力，更需要文化、价值与制度表现之间具有足够的一致性。台湾的民主化经验则说明，面对威权历史不必然以建立另一套不可质疑的官方叙事为终点。民主制度的重要价值之一，是让社会持续保有质疑、辩论与修正历史解释的可能性。这个过程不会没有冲突，也不保证每一项政策都能获得社会共识。然而，一个社会能否公开讨论自己的错误，本身就是制度可信度的重要来源。在数位科技与人工智慧快速改变国际传播方式的今天，国家制作与传播故事的能力将持续提高。但技术愈进步，信息来源的透明度、历史证据的可信度，以及人民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就愈加重要。文革留下的问题，不只是权力曾经如何改写历史，更是后来的社会是否能够重新取得理解与讲述历史的权利。因此，六十年后，我们需要问的或许不只是文革是否已经结束，而是：谁有权讲述历史？谁有权质疑官方的版本？谁又有权把自己的记忆留给下一代？因为最有力量的国家故事，不是政府要求人民相信的故事，而是人民能够自由讲述、社会愿意共同检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