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公开羞辱老师，网友惊呆
这个事情真的是匪夷所思，很难想象在2026年还能看到如此离谱的事情，我们有一位编辑是曾经的正规教师，她是气死了，我们看到也是觉得过于夸张了。简单说下这个事情。 2026年8月26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秋季教育行政会现场。大屏幕上打出一行字：“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屏幕中央是两个大字——耻辱。 约二十位老师被要求走上台，白衬衫、黑西裤，在那两个字前面站成一排，台下坐满了参会的人。另有一张照片对应小学期末考试平均分30分以下的教师，同样以“耻辱”二字居中。
网友们都惊呆了：
网传台上的其中一位老师在那天会议结束后，回到家灌了不少酒，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酒。可以想象打击有多大…… 两天后的8月28日晚上，雷波县政府在官网发了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并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10月中旬，调查结果仍未公布。
网友们都非常吃惊：
这件事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不在于“15分”这个数字，而在于它把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问题——为什么这些孩子考了这么少的分——压缩成了一张合影、两个字、二十几张脸。成绩差，到底是谁的错？把这个问题和另一组数字放在一起看，会更清楚。 那一天，他们被要求和“耻辱”站在一起！！！ 有记者曾经采访了多位老师。雷波县与“耻辱”合影的教师中，有几位是贺丰的同事。有一位物理老师同时教了几个班，其他班的成绩都不错，只有一个班平均分没上15分。 作为从业十多年的一线教师，贺丰说，这样的会议是近两年才出现的，她只参加过一次。当时县教体局开的视频会议，要求老师们在自己学校的会议室参会，学校会打考勤，无课的老师必须参加。 贺丰回忆，会前没有通知开会内容，只有做表态发言的老师会提前准备发言稿。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老师得在教体局会议室作表态发言，要求不能找客观原因，只能找个人的主观原因。 发言的老师全程都把眼睛放在稿子上。听了几位老师的表态发言后，贺丰不禁想：这些老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
陈萍曾在西部地区的一所民族村小任教。那时，由于她所在的学校师资不足，作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一周要上20节课。然而，比繁重教学任务更让她承压的是“质量分析会”。 据她回忆，每次考试后，学校都会开一次“质量分析会”，将每位老师的名字、所带班级、各科成绩、最高分和最低分等做成图表，在PPT上展示并逐一分析，最后按年级、科目排名，排名倒数的老师要依次上台检讨反思。 陈萍至今还记得7年前的一次集中质量分析会。“就像雷波县的老师们一样，排名倒数的老师们站在少说也有两三百人面前念自己写的反思检讨。”她印象很深，有一名男老师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 当时，陈萍还是一名入职不久的新老师。看到那名男老师上台做检讨，她心里一方面害怕下次轮到自己，“觉得太丢人了”；另一方面觉得学校的做法“很过分”。在她眼中，老师工作很辛苦，因为一次考试成绩，让老师受到这种羞辱，她很心疼。 后来，陈萍也上台念过两次检讨，她至今仍然有种难以释怀的“耻辱感”，仿佛自己所有的努力，因为一次成绩倒数就成了泡沫。她感到，老师们自己有压力，也会给学生压力，自己和学生都不开心。“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怎么教出快乐的学生呢？”陈萍说。
县中老师主要承担考核压力和社会评价压力。从考核压力来看，主要是学校对老师提出的指标压力，比如清北数、600分上线数、一本率等；从社会评价压力来看，主要是社会对于教师所带班级及其所带学生的评价。学生的压力则主要是以学业为核心的压力，具体表现为时间投入压力和精神压力。 事实上，为规范基础教育，今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提出20条负面清单，其中明确要求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 国家一直都希望改变单一评价体系，但是这套评价体系在教育实践中反而越来越被强化。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地区之间的教育竞争始终存在，在中小学阶段，分数、比率等数据是最易比较的，其他综合类的活动不易比较；二是社会关注和认同各种数据，对学校的评价和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基于各类数据，且存在着剧场效应，担心不看数据、退出比较之后会被排斥出局。要改善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绩思维，且需要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同。 光明网随后报道，县教体局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网传相关照片属实”。
舆论的定性在事件发生后很快达成一致。 央视网评直接说：“把一群老师叫到台上，在‘耻辱’二字前合影留念——这既不是鞭策，更谈不上激励，倒像是一种公开示众，是赤裸裸的羞辱。”评论还点出，2025年3月教育部发布的“20条负面清单”中，已明确禁止“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雷波的做法“与国家政策导向是完全相悖的”。
央视的配图：
浙江日报发表评论《羞辱老师才是真耻辱》；
其中鲜明的指出这是一场“游街示众”！学生成绩整体低迷，学校有压力，对教师提出批评或进行鞭策，本属正常管理范畴。但在全县教育系统的大会上，以公开“示众”的方式，将老师钉在“耻辱”柱上，让老师们“社死”，显然越过了职业尊严的底线，更触碰了人格尊严的红线。 这无异于一场“游街示众”，不仅羞辱了站上主席台的老师，也羞辱了教育本身。 连教师都不懂得尊重的教育管理者，还谈什么“重教”？做出“耻辱”二字决策的相关人员和教育部门，不妨站出来走两步，其教育理念与管理思维，恐怕才真正该被贴上“耻辱”的标签，也需要彻底更新。倘若因为学生成绩不理想，就可以如此对待老师，那么按同一逻辑，学校管理层乃至相关教育部门，是否也该被拉出来“游街示众”？ 这种简单粗暴的“鞭策”，非但于事无补，反而让教育异化为冰冷的数字竞赛，迷失了立德树人的方向。压力之下，教师心态失衡，最终受伤害的仍是学生。 教学成绩固然是评价教师工作的重要指标，却绝非唯一标尺。仅凭一张成绩单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老师钉在“耻辱”柱上，既不公允，也不科学。 学生成绩整体落后成因复杂，不该让教师一方独自“背锅”，把老师当成“出气筒”。动辄寻找一个替罪羊，将所有责任一股脑抛过去，把复杂问题简化为“让谁负责”，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的管理惰性，它回避了深层追问，也阻滞了真正有效的改进。 浙江宣传也发文《“耻辱合影”背后的隐形困境》。
可以看到，很多报纸和媒体都气死了。指出把教师置于“耻辱”两个大字之前拍照，已然逾越工作层面的正常批评与提醒范畴。分数是对阶段性工作结果的一个记录，“耻辱”却带有明显的人格否定意味。当一个人的职业表现被公开变成一张带有羞辱意味的合影，教师面对的就不只是工作压力，还有尊严受损的刺痛。 雷波县地处山区，教育基础、生源结构、家庭环境、师资水平都有特殊性，不应把复杂教育问题全部压在教师身上。对教师可以严格，可以要求限期整改，但批评理应对准问题，整改应当基于事实。对于低分这个结果，责任不能都让教师背，管理者难辞其咎。 从更深层次来看，给教师钉上“耻辱”标签，伤害的是整体教育生态。倘若教师时常遭受否定评价甚至人格羞辱，其职业认同感和工作热情都可能受损。这种伤害也可能蔓延到群体，更容易形成消极的职业心理。此外，也有不少网友从民事法律方面分析，认为“耻辱合影”涉嫌贬损人格，具备公开侮辱的行为特征。这样的事件出现在教育领域，对全社会尊师重教氛围都是一种伤害。 那么，把老师拉上台示众，错在哪里？
这件事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模糊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三十五条写得明白：“侮辱、殴打教师的，根据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造成损害的，责令赔偿损失；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现在倒好，公开把一群老师叫到台上，在“耻辱”两个字前面合影，就是对教师人格尊严的公开贬损。 政策层面的红线同样清晰。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不得下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和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教师”“不得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教师和学生”。
2026年3月，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第9条更是直接：“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雷波的做法，不是在政策灰色地带，而是在政策红线正对面。
更不用说最基本的常识：羞辱老师，能让学生提分吗？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长期做县域高中田野调研，她的判断很克制：“负向激励倒逼教师提高教育水平，是否有效也要看学生的生源结构。”换句话说，把老师骂一顿、示个众，在生源整齐的学校或许能挤出一点水分，但在一个孩子入学时连汉语都听不懂的地方，这种激励除了伤害老师，什么也挤不出来。雷望红还指出，国家一直希望改变单一评价体系，但这套体系在教育实践中“反而越来越被强化”——雷波的合影，就是这种强化走到极端的样子。 这种羞辱文化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一整套同构的做法。先看孩子被贴标签的那些年。2011年10月，西安未央区第一实验小学给未入队的一年级学生发绿领巾，与少先队员的红领巾形成颜色区分，被舆论批为“差生标识”，主管部门当天叫停。
同月，包头二十四中给成绩前五十名的学生发红校服，其余穿普通校服，红校服背后还印着地产商广告，优秀生成了“活广告”，一周内全部收回。
当年媒体就气死了，发文狂喷这个事情：
呵呵，还是那个月，山东枣庄三十九中按成绩发三色作业本，前三十名发绿、黄色，后三十名发黄、红色，家长认为伤孩子自尊，教育部门介入后全部改用统一作业本。
同样在2011年，无锡部分中小学老师因为学生成绩差，要求家长带孩子去医院测智商——只要鉴定为智力障碍，成绩就不计入班级考核，无锡市儿童医院近五百名学生测智商，数量比上年翻倍，市教育局紧急叫停，对相关学校和老师在评优评先中“一票否决”。
孩子被贴标签，老师也好不到哪里去。 2022年3月，云南昭通大关县寿山镇在春季教育工作会上，对全县期末统测中任教学科排名倒数的8名老师给予“黑榜”警告，镇政府工作人员对媒体说这是“为了激励和警醒教师”。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教学成绩不佳，教师就该上“黑榜”？》，直指“唯分数论教师评价标尺歪得离谱”。
媒体也是狂喷：
而2013年，湖南永兴一中5名老师因为子女考上了长沙的中学、不在本校读高中，被学校要求调岗一到三年、六年内不得评优晋级，还罚绩效奖6000元；县教育局介入后认定处理“欠妥”，责令学校废除此规定。
2015年，河南郸城县在全县教育管理干部大会上点名道姓通报具体老师批改作业的问题，扣发14名老师当月绩效工资。
2014年底，广西来宾二中从全体教职工工资中平均扣“违纪款”用于还学校的违纪款项，被来宾市纪委查处纠正，校长被停职检查。
这些事情单看，一件比一件荒唐，但逻辑是同一个：用公开排名、经济处罚、人事手段，把学校的压力一级一级往下传，最后传到最没有议价能力的一线老师身上。 代价是真实的。2019年7月，安徽铜陵郊区陈瑶湖中心学校45岁教师周安员，在处理学生课堂纠纷时，学生家长要求他当着全班学生的面道歉，还扇了他一耳光。周安员与家属、学校、派出所沟通后离家失联，几天后在长江里找到遗体，警方排除他杀。
当年的通报：
再往前，2017年11月，湖南沅江三中16岁学生罗某因作业问题被班主任鲍方批评，冲进办公室把老师连刺26刀；罗某平时成绩优异，多次考班级第一。
2015年10月，湖南邵东三名最小11岁、最大13岁的学生，在村小小卖部偷零食被独自守校的女教师发现，担心报警而把老师杀害。
这些极端事件各有各的成因，不能简单归因于“羞辱教师”四个字。但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当整个社会对老师的尊重长期缺位，当老师既没有惩戒的底气，也没有人格被保护的安全感，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就会滑向危险的方向。 2013年还有过一起被人民网记录的事件：一位老师因为阻止学生作弊，被学生的父亲、哥哥、表哥在学校里围殴，三名家长被行政拘留。
当老师在课堂上做任何事都可能被家长扇耳光、围殴、逼到当众道歉时，“师道尊严”四个字就已经空了。一个在公开场合被和“耻辱”二字摆在一起的老师，很难再在学生面前站直。这不是管理，是甩锅；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教不出阳光的学生。 回到文章开头，雷波县在哪里？它地处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地，2021年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凉山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一个孩子入学时的起点是什么样的？2018年5月，原国务院扶贫办、教育部在凉山州启动“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覆盖当地2724个村级幼教点、11.28万名少数民族学前儿童。
在此之前，大量彝族孩子进入小学时，国家通用语言基础几乎为零——老师在上面讲汉语，他们坐在下面，像听一门外语。这项行动后来实现了幼儿园和幼教点全覆盖。
老师的条件又是什么样的？教育部2018年的报道显示，凉山11个民族聚居县选聘双语辅导员5466名，其中本科学历仅占3.12%，学前教育专业占比44.5%。 陈萍回忆自己在村小一周上20节课，一个人兼好几门科。到了采竹笋的季节，班里家长会给孩子请假回家干活。贺丰提到的这些细节，不是借口，是日常——学期中间学生断断续续地请假，期末考试的分数自然好看不了。 把教汉语基础薄弱的彝区孩子的老师，和成都名校的老师放在同一张成绩单上比平均分，然后把倒数的拉到台上和“耻辱”合影——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它假装所有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假装所有老师手里握着同样的牌。雷望红说得直白：雷波“地处大凉山腹地，既是边远山区，又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教育基础本就薄弱”。在这样的地方，用一把和沿海发达地区完全相同的尺子去量老师，量出来的不是老师的不合格，是这把尺子本身的问题。 但这不意味着教育在这里无用。恰恰相反。雷波县城关小学2018年前占地不到15亩却容纳3300多名学生，后来建成了占地65亩、可容纳50余个班的锦屏新校区。
三峡集团、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索玛花”十年教育帮扶项目，每年投入700万元；2026年高三教师教研提升专项累计开设线上教研课460节，全县高三教师参训率100%。对那些大山里的孩子来说，老师的陪伴和启蒙，是少数几条能把他们带出去的通道之一。一个会用汉语讲故事的小学老师，可能就是这个孩子第一次看见山外世界的窗口。
把这条路走通的人，值得的是支持，不是羞辱。那么学生成绩的好坏真的只是老师的问题吗？ 我们又要老生常谈了，来来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大凉山往北移一千八百公里，到河北衡水。 多个公开报道口径显示，2019年前后，衡水系（含分校）清北录取人数达到约275人的峰值，有报道称这占到当年河北省清北招生名额的绝大部分。
而根据凤凰网2026年8月引述“合鸣校友平台”的估算，2025年衡水系约45人，2026年约61人——报道自己注明“清华尚未完全反馈”，属校友平台和自媒体估算，非官方口径。从275量级跌到45到60量级，这是一个数量级的回落。 为什么会回落？因为掐尖的阀门被拧上了。 衡水神话的底座，是一套精密的掐尖机器。衡水第一中学2013年由衡水中学与泰华锦业合办，是民办身份，业务范围含“复读生教育”，学费按全省排名分档——省外生前五分之一收2.5万，之后3.5万。它和公办的衡水中学共用校园、共用教师、混合编班，外界根本拆不开。 2022年2月，衡水一中正式更名衡水泰华中学，与公办衡水中学按“六独立”原则脱钩，公办教师分三年撤回，不再在民办校领取报酬。央视网2022年的报道讲述过全炫宇的故事：这位同学三度参加高考、三度考入北大，背后是衡中系复读班跨省招生、按成绩收费的庞大生意——一个学生只要能考出高分，学校愿意为他反复投入。
政策时间线很清楚。2019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文，严禁违规争抢生源、“掐尖”招生、跨区域招生。
2021年2月，教育部明确严禁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
2021年6月，河北省教育厅通知，民办普高以审批地招生为主，“最迟从2024年开始，民办普通高中只允许在审批地招生”。同年八部门发文规范公参民，要求“六独立”、公办退出。
2021年12月，教育部发文加强县中建设，“坚决杜绝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防止县中生源过度流失”。
2024年起，河北民办普高跨市域招生清零——河北省教育厅2025年12月对省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原文写着“跨市域招生实现‘清零’”。
被这道阀门卡住的，正是2021年秋季入学、2024年起参加高考的那几届学生。时间逻辑，严丝合缝。 衡水不是孤例，它是全国超级中学掐尖生态的一个样本。北京人大附中的“早培班”从五六年级就开始层层选拔超常儿童，海淀“六小强”长期不划片、面向全市点招，直到2022年被限制为锁区招生。
四川绵阳中学、南山中学在省内跨市提前招生、相互贬低抢尖子，2023年1月被四川省政府教育督导办约谈。
华中师大一附中2013、2014年违规招收无学籍借读生并收费928.8万元，2015年被国家五部门作为乱收费典型通报。
2025年9月，山西太原某中学校长公开承诺，山西省高考第一名奖励100万元、被清北录取每人奖励50万元，招生办自己说漏嘴——奖励肯定会兑现，前提是先来他们学校上学，太原市教育局回应这“不符合规定”。
江西丰城2017年文科第一名金淼同一天拿到各方合计超33万元现金；广东恩平2015年理科第一名获赠一套洋房。
2022年1月，教育部通报湖南湘潭三所民办初中超计划为693名学生提前锁生源，县教育局负责人被免职，学校被行政处罚，学生被分流。
深圳中学则在另一个维度上全国抢师，官网自称博士教师100余人、清北毕业教师150余人。
与掐尖机器并行的，是“县中塌陷”。优质生源和师资被城市超级中学跨区域抽走，县域高中整体滑坡。2025年9月，六部门印发《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整治违规跨区域掐尖招生，禁止抢挖县中优秀校长和教师”，并提出“注重综合评价和增值评价”。
对照毛坦厂，事情会更明白。安徽六安毛坦厂以招收高考落榜复读生著称，2025届复读生破2万、112个班，靠高强度训练把大量学生抬过本科线。它的复读班班主任说，你只要听学校的话，哪怕是班里最后一名，都能考上。
但毛坦厂造不出批量清北。它能把普通生源批量抬过本科线，却复制不了衡水275人的峰值——因为那275人，本来就是从全省挑出来的。“加工能力”有边界：对中等和偏下的学生，学校能做事；对金字塔尖，前提是你先得把那批苗子收进来。 所以我们一直说，顶尖的人，其实是先被挑出来的。 为什么衡水一停止掐尖，清北人数就断崖？因为那批最顶尖的学生，本来就不是任何一所高中“教”出来的——他们是在更早的年龄，被一套筛选系统识别出来、锁定的。 1978年3月，中科大少年班创办，首批21人，平均14岁，最小的谢彦波只有11岁。四十多年过去，这个班级走出了骆利群、杜江峰、庄小威等五位院士。
它的选拔方式是：高二以下学生参加全国高考，按成绩进复试，复试考数学、物理，再加一项“非智力因素测试”。
这是制度化的早期天赋筛选——在别人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国家已经把最拔尖的那批孩子挑出来了。 清华姚班由姚期智院士2005年创办，每年约30人，经奥赛、自主招生和校内二次选拔产生。
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更激进：从初三到高三招收学生，可以不等高考，八年制直博。
最顶尖一档的数学和计算机人才，被高校在十几岁的年纪用学科潜质测试识别、锁定，而不是靠高中三年的“加工”。 五大学科奥赛国家集训队是另一条通道。入选即获清北保送资格。2025年数学奥赛60人保送，人大附中8人居首，上海中学、武昌实验中学各5人；2022年五大学科竞赛金牌榜前十，人大附中、成都七中、上海中学、巴蜀、华二、衡水一中、学军、湖南师大附中、华中师大一附中、深圳中学——尖子高度扎堆在少数几所学校。
这不是因为这些学校的老师点石成金，而是因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好苗子，在初中毕业前后就已经流向了这几所学校。 再看高考状元的家庭背景。2017年有媒体对全国40名高考状元的问卷调查显示，85%为城镇户口，父亲公务员占35%，母亲公务员和公司职员并列22.5%，父母拥有硕士学历的比例在上升；2016年状元父亲本科率已接近一半。
艾瑞深研究院同期的报告也指出，教师、公务员家庭最盛产状元，农村和经济欠佳家庭的状元占比在下降。
这不是说农村孩子不聪明，而是说：顶尖成绩的产出，高度依赖早期家庭教育、资源投入和环境筛选——这些变量，没有一个是高中校长在三年里能改变的。一个在县城中学每天上自习到晚上十点的孩子，和一个从小在北京上海被父母带着听讲座、上补习班、逛博物馆的孩子，他们在十八岁站到高考考场上时，手里的牌本来就不一样。 教育界有一个概念叫“增值评价”：用学生入学时的基线成绩，剥离遗传、性别、家庭背景等学校无法作用的因素之后，再算学校和老师到底带来了多少“净增值”。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所基于北京海淀高中匹配数据做过示范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的分解研究也指出，家庭投入和学校投入对学业成绩都显著，但家庭因素的解释力不低——表观上的名校成绩差，很大一部分来自生源筛选，而不是“加工能力”。
关于遗传和环境，行为遗传学的研究需要非常克制地引用。一项汇总了28个双生子队列的个体分析发现，教育成就的个体差异中，遗传因素解释约43%，共同环境（家庭和学校）仍解释约31%。
这是一个群体层面的统计规律，它不决定任何一个孩子的命运，也不否定教育的价值——31%的环境效应，恰恰说明家庭和学校真实且重要。把这个数字误读成“龙生龙凤生凤”，是对科学结论的粗暴扭曲。 还有一句被用滥的话：“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我们以前在被封掉的老号里科普过这个事情，这话的出处是小学特级教师霍懋征。她在2005年CCTV访谈中说：“我教了60年的书我没丢一个学生，所以在我60年教龄大会上……得出一句至理名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她的本意，是一位小学教师对自己“不放弃每一个孩子”的自我要求，是一种信念，不是对所有学段、所有学生、所有结果的绝对化问责。把它搬到高中、搬到彝区、搬到一个平均分15分的班，用来逼老师、示众老师，完全背离了霍懋征的原意。 必须说清楚：教育从来不是无用的。北大财政所基于海淀高中数据的另一项研究发现，教师参与区级教研活动的程度，对学生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剥离生源之后，好老师依然能带来可测量的增值。
这种增值，对中等和偏下的学生最明显：学习习惯的养成、品格的塑造、在孩子想放弃的时候拉一把。对普通人来说，老师是光。毛坦厂把大量三本苗子抬过本科线，是这种价值的另一种证明。但对金字塔尖那几百个清北名额，天赋识别和早期筛选是前提。把“选出来的”全记成“教出来的”，再用这个神话去逼雷波的老师，既违背事实，也不公平。 回到雷波那间会议室。大屏幕上的“耻辱”二字，对着台下二十几个白衬衫黑西裤的身影。他们中的很多人，一周上二十节课，一个人兼好几门科，在采竹笋的季节要给请假的孩子补作业。他们面对的孩子，入学时可能连汉语都听不懂。 真正的耻辱不是15分。15分是一条起点线，是系统欠账、生源差距、资源缺口日积月累的结果。真正的耻辱，是把这些结构性的欠账，一笔一笔推到最弱势的一线老师身上，让他们站在“耻辱”两个字前面合影。 道歉已经发了四十多天。专项工作组成立了四十多天。调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是谁做的这个决定，依据是什么，会怎么纠正。道歉不能翻篇，合影不能白拍。如果最后只是“内部批评一下”“下不为例”，那被伤害的就不只是那二十几个上台的人，是所有还站在讲台上的老师。 从网友们的反馈看这样做或者类似这样做的学校比比皆是：
从雷波到大凉山的褶皱，从衡水到县中塌陷的县城，两个故事讲的是同一件事：评价一个老师、一所学校，不能只看终点的数字，不看起点的差距。把起点好的学生的成绩记成学校的功劳，把起点差的学生的成绩算成老师的罪过——这套逻辑不换，雷波的合影就不会是最后一次。 给老师尊严，才是给教育留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