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爸20年托举败给女儿新浪财经

最近，李飞飞做客一档播客节目，提到未来职场将只剩两种人：一种是顶尖专家，而另一种是能同时驾驭多件事的高主动性通才。但不论哪一类，都需要主动性去拥抱AI。

与此同时，我身边有藤校伯克利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学生，毕业是真的找不到工作，家长愁得已经好几个月焦虑失眠了…

与此同时，在美国顶尖大学，从教授到学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抵制AI。我们北美作者舒己怀曾不止一次和我们分享说：女儿目前拒绝申请和从事AI有关的工作。听听他的观察和思考吧。

我依然记得ChatGPT 公开公布是2022年。

时光飞逝，四年之后，今年是第一届AI原住民大学毕业。按说他们大学一年级考试就可以用 ChatGPT做作业了！（有个斯坦福的毕业生生公开说，四年的作业都有用AI帮忙），我却听说最近几个大佬参加毕业典礼，发表致辞，提到或者鼓吹AI的，都受到学生们喝倒彩。

而戏剧演员Ronny Chieng 在哈佛演讲时候则鼓吹去毁掉AI，得到了学生们的满堂喝彩。

的确大学大多采取了鸵鸟政策或防卫政策，没有怎么帮学生适应未来的职场，学生们翻译作为一时的情绪可以理解，大可比不深究，但假如是他们的理性的立场，就很值得衡量。以下是这两年全美学生对AI的态度。

我当初支持我家女儿去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很大原因，是这个学校在具备文理性和思考性的同时，也具备跨学科性和实践性。

特别是前任校长John Maeda（现任微软高管）对科技、设计、和艺术之关系理解特别深刻。作为一位杰出的设计师兼技术专家，他积极倡导全国性的“STEM 转 STEAM”运动，旨在将艺术融入国家教育目标之中。

但我脚步踏上校园之后的几分钟之内，我就发现了这个学校的学生甚至教工对很多新的科技都持有很强的抵制情绪。在他们眼里早就已形成了一个“理想国“的模样。而目前科技界所做所为难以入他们的法眼。

学校的校方在不遗余力地推动自己地政治使命，校长Maeda支持科技的改革听说也被教工们否决。直到后来，这种对新科技的提防情绪和避免行为也发生在我们家孩子身上。某种程度上来说，对科技的态度主导了我和女儿的沟通。

其实北美的很多学校，包括大学、中学、小学都蔓延着这样的情绪，让我不得不试图设身处地地去思考这些问题。

这次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我对学校和教师团队对科技的态度颇有感叹。希望写出来和大家参考，帮助家长去帮助孩子们建立一贯有效的对科技的态度。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种态度的起源，就其起源谈谈其合理性和不合理性。

接下来谈谈出校门后，大部分孩子不得不发生的对科技态度的改变。

最后谈一下，基于此不一致性，家长如何和孩子进行一次坦诚的交流。也包括给出一些切实引导式的建议。

大学甚至中小学都是有使命的，特别是注册为非盈利机构的私立学校，都具有价值观导向的。这是合理的值得称颂的。这种使命可能是传承和被给予的，可能是历史中的觉醒和感悟，也可能只是常识。

西方的私立大学立意大多数是为了真理和人类和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当然也有宗教背景的大学，只不过大多数已经世俗化了, 但依旧保有崇高的使命。这种使命之下，学校的校长由校董任命，他的任务就是推动学校的使命。

学校追求公平与人文价值，就是“反科技“思潮的根本源头。

而目前科技是非常不对称的，在加大财富不平等。这让学校对狂飙突进的技术革命感到恐惧、痛苦和排斥。科技的改变是disruptive（颠覆性）的，甚至是destructive（破坏性）的。

除了平等问题和对环境的考虑，他们排斥的现实考量可能有以下几条：

版权与伦理争议：

目前主流的生成式 AI 模型在未获得艺术家授权的情况下，使用了海量当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作品进行训练。艺术院校作为保护创作者利益的阵地，对这种侵害学生和行业未来知识产权（IP）的行为高度警惕。

对“过程”与“思考”的坚守：

顶尖院校核心的教学法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动手做”（Making）。教授们担心，AI 提供的一键生成结果（Result）会消解掉学生在反复试验、犯错、推翻、重来的实践过程中获得的认知与深度。

工具性 vs. 创造性：

许多教授认为当前的 AI 工具更像是一个高级的“拼贴机器”或“平均值生成器”，它能提高生产效率，但很难产生真正具有颠覆性、情感连接和独特叙事的原创艺术，而这正是学校的使命所在。

就业市场的危机感：

学校需要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负责。很多初级岗位正受到 AI 的剧烈冲击，院校在尚未摸索出新的差异化竞争力培养模式前，倾向于让学生先扎实掌握无法被替代的核心能力。

教育机构在追求公平，人文价值，持续性的同时，确实常常与科技的发展产生冲突和张力。这种现象在西方精英私立学校和人文学院中一直以来尤为明显。

然而，这种倾向通常不是盲目的“反科技”（Luddism），而是一种对技术异化的警惕与审慎的思辨。但对于人工智能，区块链，和数字货币张力更加明显，几乎是针尖对麦芒一般的反对。这就是格外引人注意和讨论。

现实中是学生是交学费的。而校长是校董任命的。于是乎就出现了一定的撕裂。但大学生是相对相对比较单纯的，高度同质，缺乏自己的判断，还要承受同辈的压力，就被学校左右。

更何况从学校角度讲，学生是按照全面的审核标准选择入学的，他们有具备同情心和情怀行事的潜质甚至义务。但几股力量错综复杂，各自手握不同的筹码（权力、金钱、道德、舆论），将校长和校方推入了一个极其两难的夹缝之中：

01 冠冕堂皇的资本和校董：

他们总是光明伟大正确的，只不过最近才受到了一些来自外界的压力；

02 交学费的家长：

本质上是顾客，但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即使斗争无果但也可以挑战学校；

03理想主义的教授：

尽管缺乏现实的经验和对自己的认知，他们几乎是纯的理想主义者；

04 摇摆的学生：

他们主要在老师和校方的影响下，但也多少会受到家长和社会的影响；

所以这种向善的倾向和对现实批判的思想大多数是没有经过实践去考验的一种导向。我们不能让学校成为职业能力培训所，但也不能让学校成为仅仅只是价值的传递场所和回声桶。

这种情怀要想有用就必须有现实的考量和长久的一致性。校方在现实利益与学术理想间的摇摆和含糊其词，恰恰印证了斯坦福学生新书《如何统治世界》（How to Rule the World）中所揭示的制度困境。

然而同样是这批学生，当他们离开校园、步入社会，他们面对的生存法则和思维模式确实立即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进入社会之后的学生，就脱离了这个“群体思维”( Group thinking)，而且要为生计努力，这时候反而不得不去拥抱科技。

为什么步入社会后会脱离“群体思维” (Group thinking)？首先是单一评价体系瓦解，学校里大家的共同目标高度一致（如绩点、升学）。社会上的成功定义则因人而异。

再就是利益诉求多元化：职场中每个人代表不同的利益方。盲目从众往往无法带来个人利益最大化。学生在学校的决策错误代价较小。社会的决策直接关系到生存，迫使人必须这个为自己负责的决定思考。

我以前做过一段思考，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的社会和人根本无法抵制人工智能可能许诺的巨额机会和诱惑。人们作为群体的学习是通过灾难和后果进行的。而对于学生，书本给你知识，社会给你经验、灾难给才会反思。意思是，真正改变人的往往不是理论本身，而是亲身经历后的痛感与代价。书本作为这些过往教训的记录，往往被遗忘，只是苍白的防线。”

科技大佬作为科技与资本的结合，天生就有了特权，学生们要真实地面对这一特权。是否要与虎谋皮，与狼共舞，这一态度是应该更早就有的一个明确笃定地目标。而非临时地不得不进行的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