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深海的“海人”答卷中国科学报

深夜，马里亚纳海沟。科考船上的探照灯切开浓稠的黑暗，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水汽拍打着船舷，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那根细细的光纤——它的一头连着万米之下的“海斗”号，另一头连着船上十几颗悬着的心。从海面到海底，信号延迟不及一秒，但却漫长得像一个世纪。

“深度10000米，图像清晰，整机系统正常。”

操控间里，压抑已久的欢呼声终于爆发出来。

这是2016年，中国水下机器人首次突破10000米深度。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里，这片地球最深的深渊，只有极少数国家的探测器曾留下惊鸿一瞥。

“海斗一号”即将夜潜，准备从母船甲板吊放入水。沈阳自动化所供图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水下机器人技术研发的单位之一，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沈阳自动化所）被誉为中国机器人事业的摇篮，也是国内水下机器人领域的排头兵。我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于1985年在这里诞生。其中，水下机器人研究室团队历经数十载持续攻关，研制的“潜龙”“探索”“海星”“海斗”系列水下机器人装备在深海纵横驰骋，在占地球表面积71%的深蓝色疆域中，刻下了一条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逆袭航迹。

支撑这条航迹的，是仅有16个字却重若千钧的“海人”精神：求真务实、甘于奉献、团结协作、敢为人先。

从菜窖到深蓝：刻在骨子里的“实”

20世纪80年代，沈阳自动化所的水下机器人研究刚刚起步，那时所里连个像样的实验室都没有。水下机器人研究室主任、党总支书记李智刚回忆，前辈们把食堂的一个菜窖清理出来，灌上水，改造成一个简易水池。就在这个泡菜用的窖池里，中国第一台水下机器人“海人一号”完成了最初的密封性和动作测试。

“当年条件确实简陋。”2000年入所的李智刚，曾去维修一台前辈留下的“金鱼”号水下机器人。翻开厚厚的图纸，他震惊了——今天写几行程序代码就能实现的功能，在那个年代，却全是用硬件电路板一点一点搭出来的。没有仿真软件，没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全靠前辈们一笔一画的手绘和日复一日的试验完成了这些工作。

“他们的智慧，让我满怀敬意。”李智刚说。这是一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求实精神的体现。

今天的沈阳自动化所，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菜窖里做实验的团队。一个长100米、宽24米、深15米的综合性水池，可以完成大部分性能验证。新所区建设时，万米压力测试车间在周围还是一片工地时，就抢先建成投入使用。

条件改善了，但“实”字从未褪色。它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对每一个数据的较真、对每一次出海前的充分论证的坚持。

水下机器人研究室研究员唐元贵说，导师张艾群在退休前反复告诫他：做工程，要从机理上、原理上弄清楚，不能浅尝辄止。“要抓住事情的本质，把学问做深。”这句话，唐元贵记了20年。

2024年，“海斗一号”在南海进行新一轮海试。白天布放，晚上回收，连续十几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后，团队没有急着休息，而是围坐在一起分析当天的数据。哪个传感器的读数异常、哪个动作的响应慢了零点几秒……每个疑点都不放过。

“水下机器人是工程性极强的领域，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每一个数据都必须经得起大海的检验。”李智刚说，“我们做研究不是为了发论文，而是为了解决国家真正的需求。”

拿命搏深海的“犟”脾气

水下机器人研究是一项艰辛且充满挑战的事业。一个重大项目往往需要8到10年时间，没有奉献精神吃不了“水下这碗饭”。

这个团队，作出了许多在外人看来近乎“执拗”的选择。

2016年，“海斗”号试验已近尾声。遥控模式下的下潜任务圆满完成，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但此时，距返航还有一个多月。一个念头在担任临时党小组组长的唐元贵心中冒了出来：要不要再往前走一步，挑战自主控制模式下的万米下潜？

这意味着，让“海斗”号自己驾驭自己，去触碰那片从没有人到达过的深渊。

机遇的另一面，则是巨大的风险。下潜，是一场与压力的角力。海水深度每增加10米，便多叠加一个大气压。万米深渊之下，1000倍的压强几乎能碾碎一切常规——仅仅是指甲盖大小的面积，就要承受超过1吨的重量。这个凝聚了数年心血的潜水器，一旦下去上不来，所有的努力就会沉入海底。

深夜，唐元贵拨通了打到沈阳的电话。电话那头，李智刚听完他的想法，毫不犹豫地说：“组织信任你们。情况你们最清楚，大胆决策。组织全力支持。”

这句话，像一颗定心丸。船上，一场争分夺秒的技术攻关随即展开。开启自主控制模式、甲板模拟测试、安全性验证……那些夜晚，讨论声与海浪声交织在一起，直到天明。

一切准备就绪。深度数据开始跳动——8201米、9740米、9827米、10310米……每一次突破，都在刷新中国无人潜水器的下潜深度纪录。而最惊心动魄的一刻，来自最后一次下潜。

“10767米，成功坐底。”

那是中国无人潜水器第一次坐底万米深渊，第一次获取万米以下全海深剖面的温盐深数据。当数据传回的那一刻，唐元贵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值了！

出海，是对身体与意志的双重考验。每年有两三个月奔赴远海的唐元贵，晕船反应十分强烈，船只航行期间常常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但只要试验任务启动，生理上的不适便会被使命感冲淡。“人可以克服身体的困难，因为试验机会不容错过。”

即便是受新冠疫情影响的那几年，这支团队依旧争分夺秒开展攻关。2020年2月7日，“海斗一号”团队成员便复工了，一直封闭工作到4月初，随后直接上船出海，在船上又连续工作了两三个月。回到陆地，又隔离了一个月。半年时间，和家人见一面都成了奢望。

“那段时间，别说节假日了，连和家里人视频通话都得抽空。”唐元贵回忆起那段日子时说。这种全力以赴的投入，让“海斗一号”在2020年成功下潜到万米深渊。

副研究员朱宝彤2014年入所，最早从事“探索1000”水下航行器（AUV）的硬件系统设计工作。他回忆早期出海试验的经历时说：“那时候条件艰苦，租的都是渔船或小型工程船，船小、浪大，晕船晕得厉害。”但让他感动的是，整个团队没有一人退缩。“大伙儿都难受，但都相互支撑着，咬着牙把该验证的项目一个个做完。”

有人问李智刚：现在的年轻人还能不能吃这种苦？

“我们有个‘90后’小伙子叫王健，现在已经是‘海斗一号’科学应用项目的总师和任务领队了。”李智刚说，“传承这件事，不是靠说教，是靠行动。你带着他们干，他们自然就跟上了。”

这些年来，团队里有人在海上度过了4个春节，有人出海数月才归来，黝黑消瘦的面容让年幼的孩子认不出自己的爸爸。他们把背影留给了家人，却把目光投向那片深蓝。

一条小艇上的“生死之交”

2024年，朱宝彤参与了一个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由于体量太大，海试时需要两条科考船同时保障。部分人员、设备需要在两船之间转运，靠的是一条小艇。

“海浪涌起来的时候，小艇和大船船舷的落差能有两三米。浪大的时候，浪头比小艇还高。”朱宝彤描述着那个场景——每天人员上下小艇，在两船之间穿梭，稍有不慎就有坠海的危险。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海试现场十几家合作单位，硬是无缝配合，完成了所有测试。

“经过这样的‘生死打拼’，团队的凝聚力完全不一样了。”朱宝彤说。

团结协作，是刻在这支团队骨子里的基因。

从第一代水下机器人开始，沈阳自动化所就不是单打独斗。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哈尔滨工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全国最优势的力量集结在一起。“各有所长，互为主体。”李智刚这样形容这种合作模式。

在所里和研究室内，这种协作也无处不在。“海斗一号”要实现万米海底作业，需要机械臂。做机械臂的是另一个团队，但项目一来，界限立刻消失。“大家完全依托项目来做事，没有什么部门或小组之间的区分。”唐元贵说。

有一次海试，遇到风浪，回收设备时非常危险。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岗位职责，但那一刻，船上所有人都主动冲了上来。“没有人说‘这不属于我的活儿’。”李智刚回忆，“大家一起上，最后安全回收。在我们这儿，成功是大家的成功，失败也是大家的事。”

这种氛围，不是一天形成的。

每次出海前，李智刚都会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与大家分享“海人”精神。“时间长了，就形成了文化氛围。”他说。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支团队把临时党组织建在了实验船上。2024年12月的一次海试中，临时党小组在船上定期开会，不仅研究技术问题，还学习学风作风。李智刚在摇晃的船舱里讲了一堂党课，主题就是“‘海人’精神与党建科研融合”。

“在海试的工作环境下开展这样的学习，让人充满力量。”一位参航队员事后说。

团队还有一个传统——“海人”论坛。论坛不只讲技术，还让出海回来的人分享经历和体会。去年，一位去北极科考的同事分享说，在船上，他经常主动帮别人干活，在关键时刻，其他单位的同事同样会提供帮助。“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下，协作不是选择，而是必需。”这个分享让很多年轻人深受触动。

在没人“走过”的海里，蹚出一条路

2014年，当唐元贵接到做全海深水下机器人的任务时，第一反应是“压力山大，不敢接”。

“导师张艾群鼓励我说，‘好多工作不是有人做过了你才做，恰恰是没人做过，你做了才有可能取得突破。当年蒋新松院士做6000米水下机器人，压力不比你现在小’。”唐元贵说。

张艾群还讲了一个细节：20世纪90年代，团队里只有少数人见过计算机。有时候，蒋新松半夜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直接去敲懂计算机的同事的门，“这个问题你用计算机给我算一下”。没有手机、没有电子邮件，大家就靠这种“原始”的方式聚在一起，硬是闯过了6000米的技术难关。

“他们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都能做，我们现在有基础、有条件，为什么不能做？”导师的这句话让唐元贵和团队静下心来，接受了挑战。

真正的难题一个接一个。从浸油式控制系统到微细光纤通信，从万米耐压材料到深渊精细操控，每一个技术节点都没有现成答案，只有反复试错、迭代，再试错。

2016年，当深度从6000米一点点跳到10000米的那两三个小时里，操控间里安静得能听见心跳。每下潜一米，所有人的心都跟着扑通一声。当数字最终冲破10000米时，整个操控间沸腾了。

“所有人的眼睛里都闪着泪光。”唐元贵回忆那一刻说，“从6000米到10000米，我们走了三十多年。这是站在前辈肩膀上，打通了最后的4公里。”

“海斗”号拍回了中国人第一段万米海底视频，第一次拿到了万米深渊的温盐深数据。更重要的是，它证明了中国人不仅能到达万米海底，还能在万米海底作业。

紧接着，他们又完成了“海斗一号”的研发工作。“海斗一号”搭载着机械臂，在万米海底实现了遥控作业——抓取样品、布放设备，真正做到了“指哪儿打哪儿”。

而更让这个团队骄傲的，是年轻人的成长。

“‘90后’的思维特别活跃，他们会用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工具来解决问题。以前我们花半天或一天处理的数据，他们十几分钟就能搞定，效率和精度都大幅提升。”朱宝彤观察到，这些年轻人不仅技术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海人”精神的认同，不是靠灌输，而是靠感染。

“不用天天喊口号。”唐元贵说，“我们在前面冲，他们在后面看，看着看着就跟上来了。海上遇到风浪，大家抢着干活，没有一个年轻人退缩。”

真正的“海人”精神，不是写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一代代人用汗水、泪水和智慧，在深海里刻下的航迹。

而这条航迹，正从中国东北的实验室出发，穿过太平洋，跨过惊涛骇浪，向着更深更远的未知，一路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