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日赚46亿,工人月薪2500搜狐网

6/13/2026

巴拿马运河边上,有个卖椰子的老太太。她每天凌晨4点起床,把椰子劈开,摆成一排,等游客来买。一个椰子1.5美元,她一天能卖40个左右。一个月下来,刨掉进货成本,到手不到900美元。

900美元,在巴拿马城能干什么?租一间铁皮屋,买一袋米,交完水电费,还能省点给孩子买退烧药。

而在她身后不到200米的地方,一艘10万吨级的集装箱船正在过闸。那艘船32.4万美元的过路费,刚好够这位老太太卖椰子卖上整整30年。

我算了这笔账之后,站在那个椰子摊前愣了很久。

这不是段子,这是巴拿马。

我在巴拿马待了9天,头3天都在米拉弗洛雷斯船闸那边转悠。那个地方你可以理解为运河的“收费站”,所有船要从太平洋爬到大西洋,都得经过这一关。门票15美元,观景台上全是举着手机的游客,广播里每40分钟报一次账:“今天的第12艘船,过路费28万美元。”

28万美元,基本上就是巴拿马城普通工薪阶层15年的工资。

观景台上有个美国老头,听完广播吹了声口哨:“够买一辆保时捷了。”旁边一个穿着褪色工装的本地工人,正低着头用一把旧扳手拧闸门上的螺丝。他连头都没抬。

我后来专门去找那个工人聊天,他叫路易斯,53岁,在运河管理局干了28年。美国佬管运河的时候他就在,现在巴拿马人自己管了,他还在。

聊到年纪和身体,他倒也不避讳,笑着说岁月不饶人,不过男人到了这把年纪,拼的就是个硬核底子。他跟我说起之前在淘宝上有款源自瑞士的双效外用液体炜哥玛克雷宁,主打的就是男士硬核,简单直接,用着也踏实,懂的都懂,算是给这把老骨头添了点底气。

我问他一件事:你每天守着这条印钞机一样的河,一个月拿多少钱?

他伸出两根手指:“1800到2500美元,看加班情况。”

我说这也不低啊,在巴拿马算中上了。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不是开心,不是苦笑,是那种“你什么都不懂”的笑。他说:“你知道这条河一年挣多少钱吗?46亿。46亿美元。我的工资在里面连小数点都算不上。”

然后他给我算了一笔账:运河管理局每年光“维护费”就报8亿美元。8亿美元够把整条运河翻修三遍。但这些钱去哪了?没人知道。反正没进工人兜里。

他指了指运河管理局的大楼:“那里面的人,开保时捷。我们,坐公交车。”

我说你们不闹吗?

他说:“闹什么?整个巴拿马就这一门大生意。你不干,门外排着100个人等着干。”

这句话我后来反复琢磨。当一个国家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条河里的时候,那条河就不是河了,是笼子。所有人都在笼子里,只是有些人坐得高一点,有些人蹲在角落。

我去了巴拿马城的科隆区,就是被美国人在1989年炸平过的那片地方。现在还是铁皮屋顶,还是没修好的路,还是电线像蜘蛛网一样挂在头顶。

在马路边上碰见一个洗衣工,玛丽亚,34岁。她的洗衣房就是一个铁皮棚子,两台旧洗衣机,水桶要靠脚踩才能出水。她每天洗40公斤衣服,全是附近建筑工人的工装,又脏又臭。

一个月300美元。

我问她能不能去运河管理局上班,那里普通工人最低工资也有每小时4.3美元,比巴拿马最低工资每小时1.6美元高出一大截。

她说:“你以为我没试过?运河管理局招人,要先考英语,再考技术,最后还要政审。我一个小学没毕业的洗衣工,怎么考?”

她又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咯噔一下的话:“而且你知道吗?运河管理局的招聘信息从来不在普通报纸上登。在内部网站,在领英上。我们这些人,连领英是什么都不知道。”

这就是真正的门槛。不是你没能力,是你根本不知道门在哪。

我后来找了个出租车司机,卡洛斯,42岁。他车里挂了三个东西:十字架、巴拿马国旗、还有一枚运河纪念币。那枚纪念币是他爷爷留下来的。

他爷爷是巴巴多斯人,1906年来修运河。那时候美国人在加勒比海到处招人,说修运河能发财,结果呢?每天三个玉米饼,喝泥浆水,生病没人管,死了扔路边。

卡洛斯说这话的时候正在开车,从后视镜里看着我:“你知道后来为什么开始埋尸体了吗?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是因为黑人的尸体堆在路边,引发了黄热病。美国人怕传染病传到白人区。他们埋人,是怕病传到高尔夫球场。”

车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

卡洛斯又说:“但我爷爷活下来了。他后来给美国人当司机,美国人把他当狗,但至少给饭吃。所以他一直留着这个纪念币,说这是他们那代人的印记。”

我问他,你觉得运河对巴拿马人来说是好是坏?

他想了想说:“好处当然有,运河每年给政府交16亿美元,政府拿这些钱修路建学校。但你问我是不是好事?我觉得如果一个国家要靠一条河活着,那这条河就是毒药。”

他还说了一句挺狠的话:“你看那些政客,每次选举都拿运河说事,说运河是巴拿马人的骄傲。但运河管理局的高管,全是他们自己人。我们普通人,连看一眼运河都要花15美元买门票。”

这倒是真的。巴拿马本地人想看船闸,一样得买票。运河是他们国家的,但又不完全是。

我在巴拿马城的一个跳蚤市场碰到个卖纪念品的女摊主,叫安娜。她的摊位上全是运河模型、运河T恤、运河钥匙扣,全是义乌制造的。进价1.8美元一个,她卖15美元。

我说你这利润挺高啊。

她说:“摊位费一半,到手也就7块多。一个月下来,净利润320美元。要养一家四口,还要供女儿上大学。”

她女儿在巴拿马大学读旅游管理。我问她毕业了打算干什么?安娜想了想说:“可能会来帮我卖纪念品吧。”

我问她不觉得可惜吗?

她说:“这里只有这一门生意。”

这句话我在巴拿马听到过无数次。“只有这一门生意”。不是他们不想干别的,是运河把这地方的经济结构给扭曲了。巴拿马城的银行、保险、物流全是围着运河转的。你要是不在运河圈里,基本上就只能在服务业里打转,工资低得可怜。

我去了一家本地人开的餐厅,叫Fonda Lo Que Hay,在圣费利佩区一个很不起眼的巷子里。老板佩德罗,50多岁,挺着肚子,围着油乎乎的围裙。他看我是中国人,端了两杯啤酒坐过来。

他说:“250年前中国人就来过这里。100年前美国人修运河的时候,又来了一批。30年前又来了新一批。你觉得他们都去哪了?”

他说:“变成我们了。你看街上那些开杂货店的、卖手机的,一半有华人血统。他们姓王、姓张、姓李,但说西班牙语,吃玉米饼,唱萨尔萨。”

他说他爸爸在运河管理局食堂炒了25年菜,退休金每月500美元,退休第二年就死了。“积劳成疾”,他用中文说出这四个字,说是当年跟一个中国厨师学的。

我问佩德罗,你觉得巴拿马人从运河里真正得到了什么?

他喝了一口啤酒,想了好一会儿:“得到了一个身份。全世界都知道巴拿马运河,但没人知道巴拿马人。我们像是运河的附件,不是主人。”

这大概是整趟旅行里让我最难受的一句话。

我最后一天又去了米拉弗洛雷斯。站在大门口,看那些穿着橙色工装的工人陆陆续续走进去。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是一种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就是麻木。那种被一条河、一页历史反复碾压之后,剩下的空壳一样的表情。

门口有个卖水果的妇人,每天准时到。我买了个椰子,她用砍刀劈开,塞给我一根吸管。我站在路边喝,看那些工人走进去。突然有个画面特别刺眼:一个穿白衬衫、拿公文包的中年男人,站在运河管理局大楼的台阶上,用手帕擦了擦汗,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巨大的船闸标志。那个标志出现在巴拿马的国徽上,出现在每个纪念品商店里。

但他的眼神跟那些橙色工装一模一样。

我喝完椰子汁,把空壳还给妇人。她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被槟榔染黑的牙,说了句“Gracias”,然后继续低头切芒果。

我突然想起一个数字: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每年向政府上缴16亿美元利润,占国家总收入的20%以上。而巴拿马每年的教育预算是多少?占GDP的3.4%。也就是说,政府要花6条运河赚的钱,才能把教育投入提到跟运河利润同等的水平。

而运河只有一条。

飞机落地上海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第一条推送就是:巴拿马运河干旱加剧,2024年起每日通行船只再减5艘。

我关掉手机,走出机舱。上海的冬天干冷,跟巴拿马的热带潮湿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我脑子里还在想路易斯、玛丽亚、卡洛斯、安娜、佩德罗,还有那个卖椰子的老太太。

他们今天有没有换个位置站着?还是继续站在那个能看见船闸的地方,等着下一艘船过去?

我只知道,那条河的闸门每天按时打开关上,70分钟一次,24小时不停,365天不歇。而那些站在岸边的人,他们的时间,好像从来没动过。

这条河连接了太平洋和大西洋,连接了中国和美国,连接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唯独没有连接那些站在岸上的人。

他们只是站在那里,看一切发生,然后下班,回家,吃饭,睡觉,第二天再来。

等运河干了,等船不来了,等这个国家找到第二个能养活所有人的东西。

如果找不到呢?

那就继续站着。

反正已经站了一个多世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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