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大胜后，也先为什么不直取北京？文史宴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底，也先回到黑松林老营。此行虽然没有赚开大同、宣府城门，但一路自大同与大明后宫索取了大批金银彩缎，更不要说还俘虏了英宗，在土木堡取得了明蒙战争以来的最闪耀胜利。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也先似乎是错过了自土木堡直取大都的战略窗口期，“及驾陷土木，京师大震，众莫知所为”（《明史・于谦传》）。
也先为什么不乘胜直趋大都？
最流行的说法是，土木堡俘虏英宗事出意外，也先和瓦剌上层此次出师奔着抢掠而来，根本没有做好顺势攻取北京的心理、军事和政治准备。
也先虽为漠北之主，但毕竟还有脱脱不花这位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在，此次攻明三路大军，脱脱不花也自领一路，攻取大都荦荦大者，为稳妥计，也先在出师前怎么也得和脱脱不花等势力重新谋划。
还有一个易被忽视的因素是：英宗被俘了。
英宗被俘，固然令瓦剌获得了挺进北京的战略机遇，但也让也先获得了收益比更高的可能性。
也先很可能认为，有大明皇帝这样的人质在手，政治讹诈可以无往而不利，何必冒险去打仗呢？等到赎金拿够了，再签订一份趁火打劫的贸易协议，最后把英宗放回去就是了。
至少在此刻，也先是真有罢兵讲和之意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不是汉人的独有智慧。
但也先很快就会知道，大明不仅没有呈上一份一掷千金的和约，甚至连皇帝也新立了。
在老营时，也先与弟弟伯颜帖木儿待英宗为上宾，歌舞升平，肉食不断，间有野味，连妻子都出面待客，刻意营造出一种家庭感。
据刘定之《否泰录》：英宗入主座后，也先行完跪拜礼，再坐到一旁的陪座，让自己的四位妻妾依次给英宗倒酒；“伯颜帖木儿每二日献羊，七日献牛。也先每七日献马”，兄弟俩只要出去打猎，都会将所获猎物拿来献给英宗。
也先多次蹂躏明军
英宗在瓦剌的物质待遇可能算得上优渥，但所谓“也先拜稽首，入侍坐”，多半是刘定之给英宗的挽尊之辞，不必过于当真。
郕王朱祁钰登基之前，也先满以为英宗早晚会复位。为稳住明朝，也先又是默许英宗让广宁伯刘安捎话回明廷，“也先欲将其妹与我结姻，送我回京，仍正大位”；又是至少两次派使节接洽明朝，表达从速议和送归英宗之诚意。
当然，讲和的条件势必是漫天要价，大笔赏赐及通贡互市自是免不了，和亲也是一个选项。
九月十六日，也先与英宗收到了一则出乎预料的消息。
这一天，明廷委派都指挥使季铎来到也先营帐，通报了本月六日郕王登基，并尊英宗为太上皇。
英宗鞭长莫及，也只能故作大度地接受了既成事实。他此刻最急切的愿望是尽早获释回京，无论在瓦剌大营是否宾至如归，当俘虏终究是度日如年，至于争夺皇位，反倒不是急务了。
而这一消息对也先则不啻万箭攒心，打破了他挟英宗以令明廷的政治谋划。既然奇货可居，岂能坐视其大幅贬值。
也先要季铎给明廷带话，要亲自送英宗回京复位，战争胁迫已昭然若揭，近似于中原王朝内部叛乱时的“清君侧”话术。
据《明代宗实录》（即《明英宗实录・废帝郕戾王附录》，为公平计，以下均作《明代宗实录》）：“得奉使瓦剌都指挥季铎报，言也先嗔赏赉物簿，又云自送至尊赴京正位，要五府六部官出迎，约在四五日后即至大同。”
九月二十五日，也先使者纳哈出也来到北京。据《否泰录》，也先“书词悖慢”，而大明的答复也针锋相对：“朝廷复书，大略言中国已立皇帝，天下兵甲众盛，可相抗御之意。”
大明已立新帝，如果瓦剌有意见，只管来战。
九月底，景帝令季铎再度出使瓦剌，给太上皇与也先各捎去了一封信。
朱祁钰在信中称朱祁镇为“大兄”和“太上皇帝”，这里且录几句：
若太师也先果欲送大兄回，是能上顺天道、下顺人心，真大丈夫所为，岂不名扬千古？大兄到京之日，君位之事，诚如所言，另再筹画，兄弟之间无有不可，何分彼此？但恐降尊就卑，有违天道，望大兄与也先太师言之。送兄回国，不必多遣人马，恐各王人马在京众大，势有相犯，不能自已，非弟所能保无恙也。只宜用五七骑送来，即可以全和好。伏望大兄深念祖宗、社稷、生灵为重，善为一辞，天地鬼神必加保佑。
这封信虽然号称帝位可以等到“大兄”回来“另再筹划”，一派毫不恋栈虚怀若谷，“兄弟之间无有不可，何分彼此”，但实则话里有话，以太上皇之位比皇帝之位更尊贵为由，否定了英宗复位的理论基础，“但恐降尊就卑，有违天道”；暗讽英宗若还有复位之念，便是不顾社稷只凭一己私欲，“伏望大兄深念祖宗、社稷、生灵为重”。
同时，信里还暗示，如果也先率大军前来为英宗复位，明军将坚决抵抗不会顾忌英宗安危，“送兄回国，不必多遣人马，恐各王人马在京众大，势有相犯，不能自已，非弟所能保无恙也”。
景帝致也先书更为绵里藏针，主旨与给太上皇那封信基本一致。
其一，以“降尊就卑”否定了复位的合法性，“若大兄仍居皇帝位，则为降尊就卑，是罔天矣。罔天之事，朕岂敢为？太师必同此心”。
其二，警告也先明军已严阵以待，大举南下必遭反击，“但今各处军马皆来聚集京师保护宗社，布列远近，太师宜少遣数十人送朕兄回京，庶几众军之心不疑，不至相犯，尤见太师保全和好之盛心也”。
朱祁钰并非色厉内荏大言欺人，他是真准备大张挞伐的。景帝两次敕谕宣府方面。
敕谕宣府总兵官昌平伯杨洪等曰：
“皇太后命朕即皇帝位，以安天下，尊大兄皇帝为太上皇帝。奈何虏寇往往使人假作大兄皇帝，到各边境胁要开关入城，或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尔等恐堕其奸计，故特驰报。尔等今后凡再有如前项诈伪到尔处，不许听信。”
敕镇守宣府太监赵琮等：
“尔等为朝廷守边。所当务者，惟知有宗社为重而已。虏情难测，设有真情送驾回京；人马若止五七骑或十数骑，可听其自来；如或大举，必非真情。尔等从长计议，或事袭击，或用固守，务出万全。尔等慎之！”
景帝的话有明暗两面。
明面是，所谓送驾纯属“诈伪”，“虏寇往往使人假作大兄皇帝”，到各处边境叩关，“尔等不许听信”。
暗面是，无论太上皇是否在敌阵中，你们就当没这回事，“惟知有宗社为重而已”。总之，或出击或固守，就是不要开门迎驾。
景泰帝对明英宗敌意明显
此时，明廷又收到奏报，一名叫李让的通事不仅“潜结也先”，还“诈传上皇圣旨”，“让教也先诈为上皇敕书，言皇上不当正位，也先必来为朕报仇”。
此事景帝交由兵部议处，兵部思量再三，建议由大同总兵郭登“秘密处置”。
无论李让所传英宗谕旨是真是伪，都牵涉到了高度敏感话题，“如置之不问，等于承认李让传达的就是英宗原话，因此景帝不能不‘秘密处置’”。
考虑到此前景帝也严办了替英宗传话的前大同总兵刘安，可见朱祁钰急欲切断一切不在他控制之下的英宗传递消息渠道，一则当然是恐大战之前言和动摇军心，二则是封杀英宗的回朝议题，以固帝位。
眼见景帝君臣既无求和之意，更无还政英宗之可能性，也先唯有重启战端。
出师前，也先还干了一件刁钻古怪之事：为英宗举行复位仪式。据哈铭《正统临戎录》：“十月初三日，有也先聚会众头目，杀马筵席，复立爷爷做皇帝。庆贺了，进大白马一匹。”
谈迁《国榷》也有类似记载：“也先曰：‘中国别立皇帝，终不使皇帝还也。我当立皇帝为皇帝，帝之大都以南。’则设宴进马拜庆。”
无论明朝官方承认不承认，总之在瓦剌这里，朱祁镇又是大明皇帝了。
也先此举，一方面可能是为与景帝即位分庭抗礼，表明瓦剌不承认大明新帝的合法性；更重要的，则是为出兵做好舆论准备，此次南下是送英宗回京正位，乃堂堂正义之师。
也先倒也没有作伪之意，他此次南下的确是为了英宗复位。英宗复位不仅能够为瓦剌带来丰厚的短期收益（赎金、赏赐），更可能缔结一份有利于瓦剌的长期和约（互市），“利用蒙古力量使其复位，与之结亲，以此取得日后对蒙方有利地位，始终是也先恢复蒙明关系的出发点”。
春秋时，重耳不也是在秦穆公的出兵支持下，才归国推翻晋怀公，即位成为晋文公的。
但也有人质疑也先的动机，认为所谓的英宗复位只是也先的南侵借口与说辞。这样说自然也是有些根据的，据《明代宗实录》，明朝曾得到一份也先召开战前会议的情报：
言也先会众议云：“北京已立皇帝，要领人马来交战，终无讲和之意。我今调军马再去相杀。令彼南迁，与我大都。”
“令彼南迁，与我大都”，这不就是要光复大都吗？
又据《正统临戎录》，也先俘虏英宗之初也曾慨叹，和属下商量：“我每问天上，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来，今得了大明皇帝到我手里，你们看怎么计较？”
“求讨大元皇帝一统天下”，这志向就比光复大都更宏大了。
但是，对也先甩出的这些大词不能过于当真，这更多是一种对内的政治口号，毕竟“大元”仍为凝聚瓦剌与蒙古本部的最大公约数。多喊一喊口号，可以帮助他稳固在蒙古世界的地位。
也先没有攻陷北京、复兴大元的意思 而且还要阻止大汗脱脱不花那么干
也先又岂能不知，瓦剌根本不具备席卷天下的实力，否则土木堡之战后早就乘胜追击了，“也先不是成吉思汗，瓦剌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构成相当于十三世纪初期蒙古人的那种威胁。在也先的时期，蒙古人的真正利益不是领土征服，而是维持与中华帝国的紧密和有利的经济关系，他们的领袖也很清楚这一事实”。
九月底至十月初，瓦剌大军呼啸南下，声势甚于土木堡一役。
本文节选自张明扬兄的新作《土木》，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讲述明代中叶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间的史事，脉络清晰，祛魅明粉制造的诸多神话，推荐入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