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策定台湾，被严重低估的能人最爱历史

在清廷收复台湾38年后，一个坏消息从岛上传来：有人要“反清复明”了。

带头起事者，乃平民朱一贵。其人原籍福建长泰，移居台湾后以养鸭为生。当时，台湾虽已纳入清廷治下，但一些遗民、草莽游侠依旧活动频繁，朱一贵逐渐跟这些人相识、结交，并时常在私底下“痛谭亡国事，每至悲歔不已”。

海峡的阻隔，不仅使岛民容易对大陆离心，也让官员缺乏责任与担当。即便是清廷驻台官员，仍有人视孤悬海外的台湾岛为弃土，以至于“守土恬嬉，绝不以吏治民生为意”。地方官员消极怠政积攒下的隐患，最终于康熙六十年(1721)爆雷了。

这一年，台湾知府王珍兼任凤山(今高雄市)知县，却将县务全部交由儿子打理。其子依仗王珍的权势，巧立名目，横征暴敛，致使凤山县的百姓苦不堪言。

对于王氏的苛政，黄殿等人忍无可忍，便来到好友朱一贵家中密谋：“今地方长官但知沉湎樗蒲尔，政乱刑繁，兵民瓦解，欲举大事，此其时矣。”

造反，需要一面大旗。朱一贵灵机一动，便向众人道：“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光复旧物，以号召乡里，则归者必众。”众人听罢，皆深以为然。

四月十九日，黄袍加身的养鸭人朱一贵振臂一呼，台湾民变随即爆发。此后，叛军逐渐呈星火燎原之势，一度达到三十万之众。

台湾民变，打了清军一个措手不及。台湾镇总兵欧阳凯仓促应敌，被叛徒杨泰偷袭身亡。清军群龙无首，顿时大乱，“全台俱陷，文武守臣或死，或逃澎湖”。

消息传至大陆，被郑氏割据政权与“反清复明”口号支配的梦魇卷土重来，清廷别无选择，出路只有一条：出兵。

在平叛大军渡海的船上，有一位年逾四旬的老秀才，名叫蓝鼎元。

蓝鼎元，福建漳浦人，是平叛大军指挥官、南澳总兵蓝廷珍的族弟。他曾多次参加乡试，然屡试不第，从未在朝廷做过一官半职。但他是那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多面手。史载，其年轻时“日泛览诸子百家、礼乐名物、韬略行阵，究心综核不辍”，兴趣甚广，研究颇丰。

▲蓝鼎元字玉霖，号鹿洲。图源：网络

此番赴台，蓝鼎元的身份是随军幕僚，为族兄平叛出谋划策。

当时，叛军势头如日中天。蓝鼎元经过调查，却认为朱一贵叛军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不乏许多“畏死胁从，知非本愿，或挂名贼党，以保身家”的普通百姓。他认为，与这样的军队直接交锋，只会让双方平添许多无谓的伤亡。于是，在和水师提督施世骠的往来书信中，他建议：“止歼巨魁数人，余反侧皆令自新，勿有所问，则人人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可不血刃平也。”希望剿抚并用，减少杀戮。

为此，在族兄蓝廷珍的授意下，蓝鼎元向台湾百姓发布了一篇檄文：

“土贼朱一贵作乱，伤害官兵，窃据郡邑。汝等托居肘下，坐受摧残，无罪无辜，化为丑类，深可怜悯!本镇总统大兵，会同水师提督施，克期剿灭，为汝等荡涤邪秽，共享太平，非有立意杀戮、苛求于百姓之心，汝其自安无畏……”

文章在岛内流传渐广，叛军军心动摇，并引发了连锁反应，一度“解散贼徒数十万”。清军尚未正式进剿，叛军便已然瓦解，蓝鼎元不禁自夸起来，称此文为“平台第一妙着也”。经此一变，岛内叛军实力大损。

同年(1721)六月，清军在鹿耳门(今台南市安平区西北)成功登陆，并于数天后收复台湾府城(今台南市)。叛军遂分散向岛内后撤，凭借熟悉地形的优势进行游击战。

七月某夜，密探来报，称发现叛军头目之一的江国论正率领数百人藏身于阿猴林。但蓝鼎元经过分析，认为江国论此前“从行不过百人”，加上不间断的非战斗减员，部下理应只剩数十人而已。于是通知最近的清军部队出兵两百，前往围剿。出发前，蓝鼎元叮嘱官兵“明知其无数十人，不可不作数百人之备”。即便兵力优势在我，也不可掉以轻心。

清军赶到阿猴林，情况正如蓝鼎元所料，所谓的旌旗不过是江国论挂在林中的布条，用以虚张声势而已;而江国论则率领残部侥幸逃脱，向北遁去。在同党的劝说下，走投无路的江国论，放下了武器，向清军投降。

杜君英是岛内叛军的第二号人物，与朱一贵合兵后不久便在争权中落败，率部出走，大有自立山头之意。蓝鼎元不忍滥杀，将劝降重点放在了杜君英身上。

在劝降檄文中，蓝鼎元表示，朝廷一向宽仁大义，对于投诚的叛军“皆许归正”。同时，他还给杜君英送上一颗定心丸----“朝廷既许弗诛，总督复不忍诛”，其来降后，人身安全将得到保障。

杜君英所部“闻风思归诚者益众”，最终在降将陈福寿影响下，出山投降。

此后，蓝鼎元随军奔波于台湾各地，继续负责追剿叛军余孽。

在崇爻山，清军官兵因山高林密不识路，蓝鼎元便用盐、布等生活物资作为交易，雇用熟悉地形的土著居民代为搜捕。在竹仔脚，蓝鼎元命人布下天罗地网，挨家挨户排查逃犯。除了开出悬赏外，还命人通告“自首者免罪，能擒伙党立功”……四处躲藏的叛军残部陆续被剿灭或招降。而此番叛乱的最大头目朱一贵，也在投诚叛将的诱骗之下，于当年(1721)七月初被设计抓获。

台湾乱局渐渐平息，但问题真的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吗？

待到清军全面掌控局势，当局着手恢复政府统治与社会秩序。

叛乱带来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闽浙总督满保事后仍心有余悸，为翦除祸源，他向蓝氏兄弟下达了善后命令----在罗汉门、阿猴林、槟榔林等叛军兴起之地实行焦土政策，将台湾三县的山民全部迁出，并封锁所有进山通道。

蓝鼎元认为这种做法极为不妥，遂致信满保：“人无良匪，教化则驯；地无美恶，经理则善。莫如添兵设防，广听开垦，地利尽，人力齐，鸡鸣狗吠相闻，而彻乎山中，虽有盗贼，将无逋逃之薮。何必因噎废食，乃为全身远害哉？”

信中，蓝鼎元还阐明了强行封山迁民将面临巨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隐患，值此叛乱初定，更不宜再生事端。

满保阅后，深以为然，当即撤销了这些“一刀切”的命令。

鉴于台湾镇总兵欧阳凯遇害、全台俱陷的惨痛教训，清廷内部开始出现“台镇迁移澎湖”的声音。对此，蓝鼎元嗤之以鼻，并批评道：

“部臣不识海外地理情形，凭臆妄断，看得澎湖太重。意以前此癸亥平台，止在澎湖战胜，便尔归降;今夏澎湖未失，故台郡七日可复，是以澎湖一区为可控制全台，乃有此议。不知台之视澎，犹太仓外一粒耳。澎湖不过水面一撮沙滩，山不能长树木，地不能生米粟，人民不足资捍御，形胜不足为依据，一草一木皆需台、厦，若一二月舟楫不通，则不战自毙矣。”

在蓝鼎元看来，将台湾总兵镇署从台湾本岛迁往澎湖的提议，纯粹是不懂台湾地理的朝廷官员在瞎指挥。要知道，澎湖岛孤悬海中，地狭物贫，一旦被围困，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常识总算战胜了无知，清廷最终仍将台湾镇总兵留置岛内。

▲台湾地形图。

游走于岛内，蓝鼎元逐渐发现，这场民变的背后，是台湾社会疏于管理而结出的恶果。

他发现一个不正常的现象：男人太多，女人太少。据其回忆，“统计台湾一府，惟中路台邑所属，有夫妻子女之人民。自北路诸罗、彰化以上，淡水、鸡笼山后千有余里，通共妇女不及数百人。南路凤山、新园、琅娇以下四五百里，妇女亦不及数百人”。尽管这其中包含着战乱减员的因素，但岛内严重失衡的性别，依旧让人瞠目结舌。

台湾男多女少，与移民政策密切相关。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克复台湾，两岸归于一统。当时，闽粤地区人稠地狭，便催生了赴台谋生的移民潮。但清政府担心人口增长过快，台湾有复为边患之地的风险，于是出于“为防台而治台”的需要下令：“渡台者不得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亦不得招致。”此举颇有“截留人质”于大陆的玩味与考量。

大量“单身汉”涌入，因无家累，政策效果适得其反。正如蓝鼎元所观察到的，“客庄居民，从无眷属。合各府、各县数十万之倾侧无赖游手，群萃其中，无室家宗族之系累，欲其不逞也难矣。妇女渡台之禁既严，又不能驱之使去，可为隐忧”。当养鸭人朱一贵振臂一呼，这些缺乏家庭约束的男丁很容易就被裹挟，转化为叛乱生力军。

面对这种离谱至极的性别失衡，蓝鼎元认为堵不如疏。他坚信，允许家眷入台，“则数年之内，皆立室家，可消乱萌”。

此后，蓝鼎元的建议逐渐传开，并为清廷官员认可与接受。雍正八年(1730)，大学士鄂尔达奏请解禁。翌年，清廷开始实行凭照携眷入台。

清廷为防止台湾再度成为“反清”基地，片面地认为岛内“不宜广辟土地以聚民”，因此，岛内开发区域长期局限于以府城(今台南)为中心的西南部平原，区划建制也被限定在狭小的一府三县(台湾、诸罗与凤山)，而广袤的北路与南路地区，仍是禁垦的处女地。

事实上，台湾的农垦条件非常优越，蓝鼎元曾赞不绝口：“夫台地素腴，随垦随收，一年所获，足敷其本，二三年后，食用不竭。”如此天赐宝地不加以利用，多少有些暴殄天物。于是，蓝鼎元提出“有地不可无人”，并建议在台湾北部增加县治，进行垦荒开发。

雍正元年(1723)，清廷采纳蓝鼎元的建议，增设了彰化县。如此一来，“在台民番皆安生乐业，数年间可得良田百十万，益国赋，裕民食”。

赴台与驻留期间，岛内的经历深深镌刻在蓝鼎元的脑海里。后来，他将所见所闻与自己的观点全部书于纸上，写成了《平台纪略》《东征集》等书籍，刊印发行。

因人微言轻，蓝鼎元的治台建议并未被清廷全部采纳，直到近半个多世纪后，才获得了乾隆的赏识。

乾隆五十一年(1786)，台湾爆发了著名的林爽文起义。翌年，乾隆读到蓝鼎元所著《东征集》后，不由感叹“其言大有可采”。他还叮嘱闽浙总督常青和福建巡抚李侍尧，在处理林爽文起义的善后事宜时，“不妨参酌采择”，借鉴一下这位治台先驱的看法与见解。

多年之后，台湾史学家连横感念其在台湾开发史上的贡献，蓝鼎元便有了“筹台之宗匠”的美誉。

离开台湾之后，半生不第的老秀才终于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雍正元年(1723)，清廷下令诏天下学臣考选文行兼优之士贡入朝廷，蓝鼎元因平台小有名气，榜上有名。雍正三年(1725)，蓝鼎元被安排到内廷校书。在分修《大清一统志》时，才华显露，逐渐为大学士朱轼所赏识。经其引荐，蓝鼎元得以与雍正帝相见，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雍正皇帝画像。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