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困穷途的他们看起来很眼熟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韩国孩子过着怎样的生活？金敬哲在《坐困穷途：“无限竞争社会”的苦恼》中举了小贤俊的例子：

“在数学和英语补习班游走的小贤俊的书包也非常重，书包里除了数学教材之外，还有托福阅读、托福语法以及托福单词书等相关教材3本，还有1本《哈利·波特》的英文原著。贤俊上的英语补习班不仅每天要学习3个小时的托福以及TEPS（首尔大学主办的英语能力考试），还要阅读原著小说和散文后发表感想，并且讨论内容。英语补习班下课后，小贤俊会与在附近等候的敏珠会合，用20分钟的时间简单吃完晚饭后，就朝着数学补习班飞奔而去。数学课也要持续3个小时，使用的是初三的教材。也就是说，小学五年级学生要上初三的课程。”

韩国成年人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坐困穷途》中这样写道：

“韩国男性的人生有一句流行语叫‘起—承—转—鸡’。无论是高中毕业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工作单位是中小企业还是三星电子，人生的终点站就是炸鸡店。……从2014年到2018年的4年间，韩国每年平均约有6800家炸鸡店开业，有8600多家炸鸡店关门。这就是典型的‘炸鸡游戏’。”

繁重的课外补习、小学生学中学课程的过度超前学习，很容易让人想到高度内卷的中国孩子，而困在炸鸡店的韩国男性，也很容易让人想到在学历贬值之下那些送外卖的中国年轻人。

《坐困穷途》展示了韩国的“内卷”图景。其中的很多描述，包括教育、就业和心理状态等，都令人似曾相识或正在经历。还有一些触目惊心的细节，有未满五岁的孩子被父母送去做口腔手术，在舌下开刀将之切开，以求舌头变得更长更柔软，利于英语发音。

此前几十年，东亚国家相继迎来惊人的经济增长，韩国就以“压缩式发展”创造“汉江奇迹”。但这种增长并非没有上限，而且过度透支劳动生产率和压缩劳动成本的手段，使得功利主义和优绩主义的荷尔蒙已经侵入东亚社会的骨髓，渗透于人们的每个毛细血管。

具体到韩国，它的经济增长存在先天不足。炸鸡店成为“人生终点”，暴露的其实是韩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以书中描述的2018年为例，当时经合组织成员国中，人均GDP已经超过3万美元的韩国，个体工商户比重居然仅次于希腊、土耳其、墨西哥和智利。这是因为韩国在高速发展期间，将有限的资金和资源以效率优先方式进行分配。财阀获得丰厚的资金和资源，创造了以财阀垄断市场的“韩国体系”，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这一体系反过来又作用于韩国社会，导致劳动时长灵活度较低，再就业相对困难，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够完善。

这些缺陷必然造成高度内卷的社会状态，“韩国只用了30年的生物学时间，完成了300年的叙事时间，以这样可怕的速度模仿欧洲进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重新审视自己。”这种压缩式发展带来的阶层固化和教育内卷，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荒诞。

韩国年轻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地狱朝鲜”。之所以不使用“韩国”而是“朝鲜”，是因为他们认为现在的韩国就像当年的李氏王朝一样一眼，仍然处于前现代社会。

陷身“地狱朝鲜”的韩国年轻人们创造了许多新理论，其中最值得留意的是“汤匙阶级论”。书中写道，根据“汤匙阶级论”，韩国表面上没有身份差别，阶层间移动自由，但实际上是根据出生环境决定阶级的前近代社会。这个概念来源于“叼着银汤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的英语惯用语。也就是说，比起个人的努力和才能，阶级（经济地位）更取决于父母的财力。

在“汤匙阶级论”中，富裕阶层的子女被称为“金汤匙”，中产阶层被称为“银汤匙”，平民阶层被称为“铜汤匙”，最下层被称为“土汤匙”。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金汤匙”是资产在20亿韩元以上或年收入在2亿韩元以上的家庭出生的子女。“银汤匙”是资产10亿韩元或年收入8000万韩元以上，“铜汤匙”是资产5亿韩元或年收入5500万韩元以上，以下都是“土汤匙”。

“汤匙阶级论”可以说深入人心，韩国的民众调查显示，2013年有75.2％的韩国人认为“不管付出多少，不管如何努力，靠自己实现阶层上升的可能性是很低的”，2015年，持这种想法的韩国人上升到了81％，2017年又上升到83.4％，直到现在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

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与审判，原动力就来自于“土汤匙阶级”对贫富差距和阶层固化的不满。朴槿惠亲信崔顺实的女儿郑宥拉因为依靠背景和关系的不正当入学，引发韩国社会的愤怒，尤其是郑宥拉在社交媒体上的“要埋怨你们的父母没有能力”等言论，终于此生了2016年10月在韩国各地开始的烛光集会。“土汤匙”们激烈谴责依靠父母财力与权力决定人生的社会，最终将总统朴槿惠赶下台。

不过，在阶层固化已经根深蒂固的韩国社会，将一位总统赶下台并不意味着社会形态的转变。对于韩国人来说，抗争不是全部，甚至只能算是插曲，“内卷”才是永恒的。即使是“金汤匙”“银汤匙”也不例外。

《坐困穷途》中描绘了大峙洞的“补习班一条街”。这些课外补习班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流行，集中于富人聚居的江南地带，继而“成行成市”。

对于韩国中产以上阶层来说，尽管自家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但他们也始终处于恐惧中，担心后代无法维系现有阶层地位。在阶层上升空间和好的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唯有将子女培养成“精英”，踩在大多数同龄人的肩膀上，才能维系“体面”。

于是，熟悉的场景又出现了：为了让孩子在大峙洞上补习班，或是在教育水平最高的江南区读高中，韩国妈妈们会以几亿韩元（一亿韩元约50万元人民币）的巨额定金租“老破小”房子，甚至会不顾坐牢风险伪造户口。连许多高级公务员都铤而走险，前总统李明博就曾为了子女教育数次伪造户口，酿成丑闻。明星级别的补习班老师，年收入可以轻松过百亿韩元（约5000万人民币）。韩国高考同样牵动人心，无数家长穿着有寓意的服装、手持有寓意的物品，等在考场门口。

更令人熟悉的是教育体制的种种“改革”。韩国为了改善内卷，推动综合素质培养，结果反而导致孩子们在学业压力未减的同时，又增加了体育、音乐和美术等培训班的压力。韩国政府对培训机构严格管理，要求晚上十点必须关门，孩子们则在各种公寓甚至校车里偷偷上课，跟管理者打起了游击。

但读好的高中、考上大学，并不意味着结束。韩国年轻人面临着大学毕业也很难找到理想工作的局面，想去大企业，只能依靠海外名校或韩国三大高校的背景。但三大高校又优先录取本地生源，比如首尔大学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首尔。换言之，大多数非大城市的孩子，从出生就已经输了。于是，他们只能疯狂考公。

作为东亚国家，韩国受儒家影响很深，官本位思想可算是根深蒂固，考公本就有深厚基因，现实的冲击则让这一基因更为根深蒂固。

韩国有许多“考试院”，也就是考公者的集体宿舍，房间宽度还不到一个成年人的臂展，洗漱和厨房等只能公用，环境十分逼仄压抑。有些人在这种环境里一住就是好几年，脱产备考公务员。韩国人有“四当五落”的说法，认为每天只睡四个小时才可能考上，睡五个小时肯定落榜。考三次才能考上，已经是“人中之龙”，考五次甚至七次结果依然落榜的大有人在。《坐困穷途》中提到，有调查显示，70%的公试生表现出抑郁和自杀倾向。与此同时，韩国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拥有最高的青年自杀率。

不考公，出路就更为狭窄。书中提到了韩国大学就业领域的八大标准，包括出身学校、大学成绩、海外语言研修经历、托业成绩、是否参加过大企业举办的公开招聘活动、资格证、实习经历以及志愿者活动。这种严格的量化标准，并不意味着满足数据就能求职成功，比如书中提到的崔申，他的大学绩点达到3.8分，在美国完成1年语言进修，在德国参加志愿者活动，在知名互联网企业实习3个月，但求职百次照样无果。

金敬哲提出了“宜家世代”概念，将这些达到各种量化标准却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比作宜家这一品牌，指宜家产品有着高性价比，很适合短期使用，这些年轻人也一样，只不过是企业用完即弃的高性价比消耗品。

迫于压力，越来越多的韩国年轻人自嘲为“N抛世代”。这个概念是2011年提出的“三抛世代”的升级版。“三抛世代”指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和低工资等社会问题，一部分韩国年轻人不得不抛弃人生三件大事：恋爱、结婚和生子。如今，年轻一代抛弃的已经不止是这三件事，而是N件事。

在韩国社会，并非只有年轻人处于艰难中。它几乎是代际层面的无差别沦陷，年轻人眼中的“既得利益者”，同样身处困境。或者说，高度内卷的韩国社会，只有少数“顶层”是既得利益者。

书中写道，“由于子女教育费用高涨和经济结构调整，中年人一方面要面临随时破产的风险，另一方面退休时间不断延后。”即使是那些有着体面工作的中年人，也随时面临解雇危机。为了让自己看起来年轻一些，避免成为被炒对象，不少韩国中年男性甚至潜心学习护肤和化妆，或是花高价做医美。许多中年人在五十岁左右的当口只能继续努力考证，试图再就业。炸鸡店的飞速增加，背后就是大量“被淘汰”的中年人无奈之下的自救。

老人的境遇同样有着中国人熟悉的一面。数字智能化让韩国老人举步维艰，与社会脱节严重。如公共交通、银行服务和日常支付等需要手机操作的场景，都是韩国老人举步维艰的重灾区。而且许多老人依然在工作，争抢为数不多的工作机会，如保安和送货等，如果这些工作都找不到，那就选择拾荒。

书中提到，早在2017年，韩国人真实的平均退休年龄就已近73岁，在老龄化不断严重的状态下，这个数据如今只会更高。但即使坚持工作，韩国仍然是经合组织中老年人贫困率最高的国家，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已经接近半数。

《坐困穷途》将未成年人、年轻人、中年人和老人四个群体全部纳入叙事，将无休止的补习班、疯狂考公、中年失业、晚景凄凉的现状悉数铺陈开来。但作者最想揭示的并非结果，而是过程——无数人为了生存放弃梦想与尊严，甘心服从于社会规训，在疯狂内卷和无限竞争中耗尽所有心力，但大多数人的结局却是鸡飞蛋打。

不过《坐困穷途》的作者金敬哲将这一切归因于韩国扭曲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认为“内卷”因此而起，仍有片面之处。

东亚社会有着极大的特殊性。儒家文化原本对代际传承相当重视，但从日本到韩国，却相继成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国家。高度内卷的社会形态，不但在西方世界没有相似例子，连人口同样密集、生存资料更为有限的南亚都没有如此严重。

2021年，韩国总和生育率只有0.81，同比减少3.4%，创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新低。在经合组织38个成员国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排名倒数第一，是唯一低于1的国家。到了2023年，韩国新生儿人数跌破23万，总和生育率（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的孩子数量）降至0.72，双双创下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新低。0.72的总和生育率意味着每一百名女性一生只会生72个婴儿。一般来说，由于婴儿夭折及患病等原因，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至少要达到2.1，才能实现正常的世代更替。

对于生育率的持续走低，各种解释归根到底都指向一个字——累。这种累也不仅仅体现于教育和社会竞争层面，还体现在人际关系层面。西方人的家庭关系相对比较疏离，但这种疏离不是淡漠，而是建立在独立的基础上。大多数孩子成年后就离开家，与父母分开住，在成长过程中，两代人的相处一般都是朋友模式而非尊卑模式。所以，尽管看起来疏离，但相处反而会比较融洽。

而在东亚社会，家庭关系的连接非常紧密，父辈会将自己认可的家庭价值观全数传递到子女身上，不容任何质疑，这也造成了各种干涉、误会和不理解。也正是因为“我是为你好”这种发自内心、却忽视对方需求与内心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让东亚家庭陷入一种“我爱他，但我不理解他”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严苛的社会机制之下，会迸发出更具破坏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