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PI性骚扰后,她被学校认定学术造假赵婉婷

4/18/2026

2020年,美国杜克大学药理学与癌症生物学系的免疫学家Brahmajothi Mulugu举报了一起不当行为——同实验室的教授Mohamed Bahie Abou-Donia数次对她实施性骚扰。

同年11月,校方查明Mulugu的举报属实,Abou-Donia随后辞职。

一年后,杜克大学认定Mulugu存在学术不端,并终止资助其科研经费。Mulugu因此离职。不久后,她与Abou-Donia合著的3篇论文被撤稿。

在Mulugu看来,这是校方针对她的报复和种族歧视。2023年,Mulugu正式起诉杜克大学,称在她举报Abou-Donia的性骚扰行为后,校方针对其开展了一场“毫无依据”的学术不端调查。

时间来到2026年。陪审团即将裁定,学校的调查行为是否构成对Mulugu在校内举报性骚扰一事的报复。

她曾不确定是否要举报

1994年,Mulugu加入杜克大学。她先后在缺血性心脏病/心力衰竭专项研究中心、眼科中心、药理学与癌症生物学系开展研究25余年。

2016年7月,Mulugu加入Abou-Donia的实验室。Mulugu控诉称,入职之初,她就认为校方在实验场地与物资分配上存在不公,但初期她与Abou-Donia“整体保持着融洽的工作关系”。

2018年5月,Mulugu提交的研究方案获得美国国防部的资助。起诉书中提到,若要担任项目首席研究员并启动伦理审查流程,Mulugu必须从研究科学家(Research Scientists)晋升为助理研究教授。法庭记录显示,此后一年间,Mulugu多次向Abou-Donia及杜克大学其他行政人员申请职称晋升,均未获批。

Mulugu称,Abou-Donia曾暗示系主任“讨厌她”,还称系主任要求自己“找个理由指控Mulugu”,以便将她解雇,并把这笔经费转至自己名下。另有一名杜克大学行政人员在谈话中对Mulugu表示,她“可有可无”。

根据Mulugu的指控,自2019年10月起,Abou-Donia开始频繁对其实施性骚扰,包括对其身体部位发表露骨言论,以及用粗俗言语称自己“产生了性冲动”。2019年12月7日,Mulugu深夜加班时,Abou-Donia强迫她触摸其生殖器。

“他年纪比我大,我不敢推开他,”Mulugu在起诉状中写道,“他堵住门不让我出去,并进一步骚扰我。”

随着骚扰愈发频繁,Mulugu开始录制她与Abou-Donia的对话。

Mulugu与多名教职员工交流了这一情况。部分同事建议,她可以向学校处理歧视及性骚扰举报事项的公平办公室(Office of Institutional Equity, OIE)上报情况。另有人则提醒她,举报可能会给她的职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2020年2月10日,Mulugu来到公平办公室,并“简要说明了情况”。因担心遭到报复,她最初仅要求办公室备案,暂不启动正式调查。

法院裁决中援引的证词显示,2020年2月28日,Mulugu向药理学与癌症生物学系主任告知了性骚扰指控。同年11月,公平办公室认定Mulugu提出的性骚扰指控成立,要求Abou-Donia辞职。

随之而来的“学术不端”调查

关于性骚扰事件的处理看似告一段落,但这期间发生了另一件让Mulugu愤愤不平的事。

2020年3月9日,即Mulugu上报性骚扰一事几天后,系主任告知Mulugu,她正接受“内部调查”。校方管理人员没收了她的电脑,声称要核查其数据管理情况。

Mulugu认为,这是学校针对她举报Abou-Donia性骚扰行为的报复。

不过,双方各执一词。杜克大学律师称,Mulugu无法证明性骚扰举报与学术不端调查之间存在关联,并且校方早在其举报性骚扰之前,就已启动对她研究行为和数据的合规调查。

校方表示,2020年2月26日,一名科研质量管控专员就Mulugu的数据管理问题向系主任发送邮件,这一时间点早于Mulugu举报性骚扰一事。2020年7月,杜克大学初步评估认为“目前无需开展正式学术不端调查”。杜克大学在法律文书中承认,此次调查未获批准是因“现有科研记录不完整”。

2021年2月,校方重启学术不端调查,判定有必要开展正式问询,并最终认定Mulugu存在学术不端。校方在简易判决答辩状中明确表示,已查实Mulugu“无法提供其经费申请及三篇发表论文核心数据的来源证明”。

因Mulugu“学术诚信存在严重问题”,杜克大学随即终止了其科研经费,Mulugu于2021年11月被迫离职。

2022年,《军事医学》期刊撤回了Mulugu与Abou-Donia合著的3篇论文。撤稿声明称,“校方认定现有原始记录不足,无法验证发表结果的可靠性及实验样本的来源。”

而Mulugu在证词中暗示,这些原始数据离奇失踪了。

她表示,2019年8月23日,她从一个学术会议返回办公室时,她的椅子上有一个垃圾袋,但她没有打开。不久后,她发觉办公桌上的一些文件不见了,其中包括她2018年申请项目时的原始数据,以及发表在《军事医学》上的3篇被撤论文。

法官准许诉讼继续推进

针对Mulugu一案,美国联邦治安法官Patrick Auld裁定,Mulugu已提交的证据证明,在时间节点上,校方针对其启动的学术不端调查可能涉嫌报复。因此,法官准许Mulugu的法律诉讼继续推进。

此外,2026年1月16日,Auld驳回了杜克大学要求驳回诉讼的动议,认定应当由陪审团判定,Mulugu的性骚扰举报是否直接导致校方对她采取学术不端追责措施。

谈及准许推进Mulugu的法律诉讼的原因,Auld表示:“被告方(杜克大学)显然希望法庭无条件相信两项相互矛盾的事实:其一,被告因原告无法提供数据,而无法对其启动学术不端调查;其二,被告又因原告无法提供数据而重启调查,并最终认定其存在学术不端。”

Auld着重指出,在公平办公室查实Mulugu的性骚扰举报后,杜克大学对是否开展学术不端调查的态度“明显出现一百八十度转变”。

事实上,过去十年间,杜克大学对多起学术不端案件的处理存在明显失当,致使校方及校内研究人员受到严厉处罚,并被要求整改。

在2015年的一场诉讼中,该校学者Erin Potts-Kant被指控伪造数据并骗取数百万美元联邦科研经费。2019年,杜克大学最终与美国政府达成高达1.125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Mulugu是一篇2013年发表于《儿科研究》的论文的6位作者之一。而该论文正关联Potts-Kant的重大学术不端案。

Auld驳回了Mulugu提出的种族歧视与欺诈相关诉讼请求,但保留了其报复指控诉求。该案定于2026年6月开庭审理。Mulugu在该案中将自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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