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和所谓“皖系”是怎么回事？Meiyangren博客

在一部“民国通史”里，笔者在不同的拙著中，曾一再强调，最令史家和读者感觉头痛的，实在是民初“军阀混战”那一段。据个人对民国史数十年的探索，那些从事混战的大小军阀，就不下数千人。跟他们枪杆打转的，还有数不尽的政客和党人。他们结党为公，或结党营私，忽聚忽散，朝秦暮楚，你要把他们清理出个头绪来，那真是治丝益棼，不知伊于胡底。不信你去翻翻那一套西方“剑桥学派”，由已故汉学大师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主编的、最权威的《剑桥中国史》，看看它的第十二册，有关民国军阀那一段（有汉语译本）你就知道，尽信书不如无书。你要选用它作教材，去大学或中学课堂授课，那就变成不知所云了。

一扇玻璃窗，四个方框框

其实一部军阀混战史，历时不过十六年（1912—1928）。真是无巧不成书，历史家如把这十六年分分阶段，它不多不少，四四一十六，整整四年一段，可以顺序排列如下：

袁氏当国，1912—1916；

段祺瑞的皖系主政，1916—1920；

曹锟、吴佩孚与直系政权，1920—1924；

张作霖、张学良的奉系父子配，1924—1928。

你如再把他们四组，分别划成四个方框框，像一扇四块玻璃的玻璃窗。按时间先后，你再录下他们各组的大事记。如此的一扇嵌字玻璃窗，就是这十六年军阀混战的编年史了。清清楚楚，一丝不乱。笔者在前篇拙著里，就曾替他们装过这扇玻璃窗。因这玻璃窗，很简单明了。装卸都很容易，记忆不难，这儿为读者就便参考，就重提一下如上。读者稍事浏览，便可终身不忘。

一场混战，四个圆圈

至于他们之间的混战，我们也曾制出简单的图表，把这十六年的混战双方或多方，画成四个圆圈圈，以一个圆圈代表统一的中国。军阀混战，先是南北对立，把圆圈一分为二。章太炎曾为这个南北分裂，写出一副讽刺的对联，说：“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再简化一下，便成为：“民国何分南北？总统不是东西。”想不到的是，军阀既分南北之后，南北反而停战了。以后的内战，却变成南打南（先是广东打广西，所谓中山“定桂”；再来广东打广东，陈炯明叛孙，中山率南方军阀讨陈）、北打北（直系先打皖系，奉系再打直系）的两场平行的区域内战了。巧的是，这四场南北自打的区域内战，几乎都是南北同时开打的。他们再打出个南北对峙之局，就是蒋介石将军誓师北伐的时机了。用圆圈的分裂，来表解这场混战，也可以一目了然的。前章表解，已颇道其详，这儿稍微提一下，使读者有个大略的印象，就不再重复了。

本篇现在所要讨论的，便是这第二块玻璃，和第二个圆圈。内容是段祺瑞的皖系政权的始末。

段祺瑞的小档案

段祺瑞是继袁世凯而起的，我们民国政治史上第二个强人。皖系便是以他为中心的一窝军人和政客所形成的，有利害政纲的政治派系。袁世凯死后的四个年头（1916—1920），中国政权，就抓在段的皖系之手。但是段祺瑞是何等样人？他又如何崛起，而变成民国一人呢？我们首先得查查他的背景，把他的家世、童年，和青少年期所受的教育，编个简单扼要的小档案。

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比孙中山大一岁，比蒋介石大二十二岁，比毛泽东大二十八岁。在段的当权时代，人多尊称之为“段合肥”，亦如清末李鸿章之被称为李合肥也。合肥市现在是安徽省会所在地。但是在清末民初，它只是个大县，可能也是中国最大或次大的一个县，其区域除包括今日的合肥市之外，还包括今日的肥东、肥西和长丰三个县。

合肥也是清末内战时，李鸿章所统率的“淮军”的老家。乡人好武，淮军的士兵和高级将领，泰半是合肥人。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便是个农民出身的，最后官至记名总兵（师长衔）的淮军战将。段祺瑞的父亲段从文，也还是个农民，可是当段祺瑞出生时，段家已成为官宦之家，他就是个小衙内了。在家乡启蒙读书之后，年方七岁，就被当时驻防江苏宿迁的祖父段统领，接往宿迁上学。在祖父的期望和督导之下，祺瑞又认真地读了八年的私塾。他对儒家的典籍，打下个很扎实的根基。段后来可写出很可一读的旧体诗文。其后在民国政坛上，像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等人，都无法和他相比了。

可是，段祺瑞十五岁时，祖父突然病死，不久他更是父母双亡。因此他的幸福的童年，也就一去不复返了。在太平军和捻军乱后，淮军的薪饷是极其微薄的，段氏家无恒产，而有寡妇孤儿，嗷嗷待哺，青少年的段祺瑞，要养家和自给，他只有回营当兵，这也是对一个有志青年的磨炼吧。

当段氏年已双十，在旧制淮军里，正是四顾茫茫之时，北洋大臣李鸿章为改革军制，在外国顾问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 1833—1885）和汉纳根（Constantinvon Hanneken, 1855—1925）等洋将的设计之下，忽然于1884年在天津创办了一所西式的“北洋武备学堂”（亦名“天津武备学堂”），在旧制的淮军中招考，有教育文化的青年士兵为军校学员。这是近代中国，军制转型期中的第一所现代化的陆军军官学校，段祺瑞报名参加考试，竟以第一名的荣衔，考进了这所陆军官校。这时正是所谓“同治中兴”的高潮期。这所现代化的中国军校，办得十分认真。三年的基本军事教育，把一些像段祺瑞那样的有志青年，教育成一批扎扎实实的现代军人。

军校毕业之后，经过一番实习，段祺瑞又于1888年被遴选前往德国留学，入德国军校深造。其后再被派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克虏伯”（Krupp）兵工厂见习，学习使用和维修当时世界上最尖端的武器。所以当段氏二十五岁，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他就成为当时落后的中国凤毛麟角的、也是史所未有的现代化青年军人了。

德式的军事教育，对段祺瑞后来的为人、从政、练兵、带兵，都太重要了。第一是在心理上，他一生崇德。据说他以后偶尔生病，要服食西药时，他首先要问明，是否是“德国制造”？连小小的阿司匹林，他都坚持非德制不服云。近现代中国崇德的最高领导人，非段一人也。后来的蒋介石都害有崇德癖。蒋氏当政后，他治军组党，都以德意志为理想模式。毛泽东也最看重普鲁士，并且说过：“如果中国是德意志，湖南就是普鲁士。”德国人的好处是苦干、诚实、爱国、重规矩、守纪律、做事有效率，欧洲大陆，无与伦比者。但是任何民族，有其长必有其短。德国人为人处世，过社会生活，往往也就独断专行，对“绝对主义”（absolutism），有其偏好。朋友，我们的“老蒋总统”和“毛故主席”，就是如此呢。成也由它，败也由它。我们的“段老执政”，也是如此也。没啥稀奇吧，此是后话。

可是在段氏从德国回国之时，却怀才不遇，被冷落了好一段时间，始学有所用。何以如此呢？我们还得回头翻翻“民国通史晚清导论篇”，简单地说个所以然。

陆军转型，晚于海军

笔者在拙作《晚清七十年》里，曾不厌其详地讨论过我国海军现代化转型的故事。因为“坚船利炮”，原是林则徐时代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第一个目标（也可说是近现代中国搞“四化”的嚆矢吧）。到“同治中兴”时代，中兴名臣，尤其是左宗棠和李鸿章，曾停办旧有的“水师”，而集中全力去发展现代化的新海军。在导论篇里，笔者曾一再提到，他们以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居然从无到有地，建立了当时远东最强大的一支现代海军（其实力竟然超过当时英国的“远东舰队”）。不幸的是，这朵鲜花，却插在狗屎里。那个颟顸、腐败、落伍、无能的晚清大朝廷，却不能与这个一枝独秀的新海军相配合，结果被日本打得全军覆没，使数十年搞坚船利炮的洋务（也就是四化工作），前功尽弃。

在光绪初年，李鸿章对陆军现代化，也并没有忽视呢。上节所叙述的，段祺瑞受教“北洋武备学堂”，便是近现代中国陆军转型的开始。只是它略晚于海军罢了。其原因，第一是当时中国人所最羡慕的原是洋人横行世界的“铁甲”。对陆军他们倒还有若干自信，不急于改革。第二便是骄傲而又有实战经验的湘淮两军的将领，既藐视，又嫉妒新陆军的建设。这一强大的内在阻力，纵是李鸿章也不易克服，所以陆军的转型运动，就略晚于海军了。

因此当段祺瑞一伙，从德国学成归国时，一时却苦于有志难伸。因为大清帝国虽有此现代化的陆军人才，而无此现代化的陆军军制。有新式训练的回国留学生，就只好在旧制军队的“随营学堂”里，去做做学非所用的低级教官了。这一尴尬，不但是段祺瑞的遭遇，连晚一辈的李宗仁和白崇禧，都还有说不尽的类似经验呢（见拙作《李宗仁回忆录》第二、三编）。这也就是笔者近数十年来，曲不离口的“转型论”的重点所在了。从旧制转新制，其过程是长期的，也是十分艰难困苦的。孙中山所谓“破坏难于建设”是也。不破不立，可是“破”往往就更难于“立”了。

从新建陆军师长到六镇副帅

想不到清末陆军转型的难题，最后却被日本人，给一下解决了。中国旧式陆军在甲午一役，被日本人摧枯拉朽地击败之后，中国军制的转型问题，就再也没有反对了。因此，“新建陆军”也就随之呱呱坠地。

在导论篇中，我们已详细交代过，甲午败后，清廷在德籍洋员汉纳根策划之下，乃决定练“新军”十万人来重建国防。当袁世凯受命至小站（1895）出任此艰巨时，他就要寻觅现有的陆军专才，来帮助建设新军。这样，那批从德国归来的陆军留学生，就被袁世凯一网全收，进入小站，作其基本的干部了。其中佼佼不群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渐渐地也就变成袁世凯“新建陆军”的三大支柱，所谓“北洋三杰”的龙、虎、狗了。

迨庚子拳乱之后，袁世凯当上了北洋大臣，做了宰相，他乃把他原有的新建陆军扩大为北洋六镇（六师），成为大清帝国的第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不用说段祺瑞、冯国璋等都分别晋升为六镇的统制（师长）。袁世凯因预防他这些部将逐渐形成他们自己的系统，他乃不时将各镇统制互调，庶几“将不专兵”（这是中国防制藩镇的老办法，其后蒋介石等，都曾一致奉行无讹，到时再细说）。如此则各将领就不会有他们自己的班底了。谁知这只是袁氏一厢情愿的想法。对段祺瑞的个人需要，却是个歪打正着呢。

段祺瑞原来只是第三镇的统制嘛。只因袁对他不放心，迨他把第三镇弄得驾轻就熟之时，袁乃改调他出长第四镇，接着又改调第六镇。结果呢，袁的六镇之中就有一半是经过他直接掌握的部下了。从此段就变成袁世凯一人之下的中国现代化的国防军的第二号司令官，和实际上的副统帅了。因此，在光绪和西太后同时病死之后（1908），摄政王载沣，公报私仇，把袁氏“开缺回籍”的三年之中，当时能以个人在职的威信，来继续掌握北洋六镇，而暗中却听命于袁的，几乎就只有段某一人了。

袁氏当国时的段祺瑞

“辛亥革命”（1911）和“二次革命”（1913），更使段的声势，再上层楼。第一，他是袁氏的一张王牌，也是能随时替袁世凯背黑锅的一张黑脸。辛亥武昌之役，段以封疆大吏湖广总督的身份，坐镇汉口，替袁氏养寇自重。这个举足轻重的位子，对段也是个政治资本的累积。其后南北和议粗成，在袁氏示意之下，由段领衔的一纸对清帝劝退的通电，竟使段氏摇身一变，成为誉满全国的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实在也是一桩意外的政治收获。

“二次革命”的战役，在革命党史上说，虽是袁世凯的“反革命”行为，但在当时的舆论中，和后世的史著里，亦未始不可说是中央政府在实行“削藩”，以完成全国行政权的统一。这一削藩工作，三千年中华通史中，历朝皆有，其后政权，也从无例外。当时连蔡锷将军在内的诸多革命元勋，对革命党人之武装割据，亦不以为然。但是不论正反两面的评价如何，段祺瑞的军权日盛，却成为二次革命的动乱中少有的受益人。

其后由于段冯二将在民初政坛上，日益坐大，袁世凯所一手缔造的北洋系军事将领，难免对冯段二人各有依违。因此纵在袁世凯的有生之年，他段冯二将已逐渐形成了派系。为对两位股肱有所约束，袁世凯曾有意扶植当时声望甚隆的蔡锷为第三势力，来加以牵制。无奈这时段、冯两派已树大根深，蔡锷一时无法插足来另起炉灶。再者，袁的整军计划，却也被他自己的帝制运动彻底地破坏了。一旦帝制祸起，蔡锷潜逃返滇，组织护国军讨袁，冯、段二人再窝里一反，洪宪皇帝，未及“登基”，就已被宣布死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