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峰：一个“为穷人好”的故事，是怎么成立的？青年志Youthology

“张雪峰是我见过头一个靠讲真话活着的人。”这是他去世当天，知乎上获赞最多的评论之一。而在苏州的追悼会现场，甚至出现了“十里长街”的景象。

在支持者的讲述中，张雪峰的人生几乎可以被写成一部圣徒传记：从黑龙江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走出来，高考填志愿时以为“给排水”就是疏通下水道，亲身吃过信息匮乏的亏。此后，他用大白话刺穿高校招生的信息壁垒，为千万同样茫然的家庭指点一条条明路。他一天讲八场，日均睡不到四个小时；2023年因过度劳累被医院强制收治，出院后依然没有慢下来。他不止一次谈及自己的死亡——“等我死那天，微博一定有个热搜叫‘张雪峰死了’”，墓志铭也早已想好：“人生真好玩，下辈子还来。”这些细节，被支持者拼接成一个明知在燃尽、却仍选择继续燃烧的殉道者故事。

也正因如此，批评张雪峰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件道德上可疑的事——仿佛等同于背叛广大意义上的“普通人”。2023年，教育部主管的《中国教育报》曾不点名批评他，质问“普通家庭的孩子选专业，是不是只能选能吃上饭的”，微博评论区随即一面倒地嘲讽回去：“站着说话不腰疼。”

但批评者看到的则是另一幅图景：张雪峰并非在弥合信息差，而是在把大学教育降维为职业培训，用“就业”“薪资”一把尺子衡量一切专业。

“孩子非要报新闻学，我一定把他打晕。”

“所有文科都是服务业，一个字：舔。”

这些表达构成了一套稳定的价值主张。而在这套主张背后，运转着一个规模可观的商业体系：2024年，“峰学蔚来”营收超过八亿元；志愿填报“梦想卡”“圆梦卡”定价在1.3万至1.9万元之间；单条视频广告报价25万元，线下出场费40万元/小时；其名下关联公司达11家，业务横跨教育、文旅、直播带货乃至创投。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23年，在张雪峰公开劝退新闻学之后，各省该专业录取排位平均下跌约15%。他不仅在描述现实，也在改写现实。

支持者并不认同这一指控。他们坚持认为，张雪峰更“接地气”：当新闻学教授们谈论理想与学术时，是否真正直面过底层家庭“选错专业就翻不了身”的恐惧？象牙塔中的学者批评一个为穷人指路的草根英雄，本身就带着傲慢。与之针锋相对，批评者则认为，张雪峰将复杂的教育选择压缩为“有用/无用”的二元判断，以贩卖恐惧与焦虑驱动决策，最终最大的受益者并非底层家庭，而是他年入数亿的生意。

围绕张雪峰，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始终存在着激烈争议。他的去世，对其家人、朋友、员工与支持者而言是一场悲剧；而在“死者为大”的朴素人伦之外，真正关心自我与社会的人，还需要思考更多。

争议之所以难以消散，是因为它触及了一个更深的问题：这一代中国人究竟在相信什么？张雪峰不只是提供信息，他也在构建一整套叙事——思考，或许就要从这套叙事开始。

张雪峰的叙事

“你家里没矿，你敢选文科吗？”

“把你家底全掏空了供你上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你对得起谁？”

在成千上万场直播中，这些高频出现的排比句，通过将一次高考志愿的填报与“家庭破产”、“父母生死”强制绑定，张雪峰成功唤醒了弱势群体内心最深层、最本能的恐惧。

他讲给千万家庭听的故事，往往从一个问题开始：你是谁。在他的叙述里，普通家庭的孩子处在一种极其脆弱的处境中，几乎没有犯错的空间。“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资格谈兴趣。你的兴趣，应该是先让自己活下来。”“一步错，可能步步错，全家跟着受累。”他把选择分成“I want”和“I have to”，并明确指出，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后者。兴趣和理想被推迟，甚至被视为一种独属于富裕阶层的奢侈。

一旦这个前提被接受，后面的逻辑就会变得顺理成章——如果你承认自己承受不起错误，那么任何偏离“稳妥路径”的选择都会显得过于冒险。而对这种功利主义的质疑，也很容易被理解为“何不食肉糜”。“脆弱性”是张雪峰的绝对前提，预先取消了所有替代性方案的合法性：他从结果出发倒推选择，用就业和收入来衡量专业的价值。于是，专业不再有“好不好”，只剩下“有没有用”。

但仅有这样一套方法，并不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家庭的人生导师。更关键的，是他讲述这套方法的方式。他几乎完全避开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表达方式，直播里脏话、玩笑、插科打诨不断，语气粗、节奏快，像一段段可以被随手转发的短句。这种风格看上去是“随口一说”，但它同时完成了几件事：把复杂的人生志业压缩成直观判断，制造一种“不绕弯子”的真诚感，也在无形中与专家、官媒的表达形成对比。

这种反差不断强化一个信号：我不是“他们”，而是“你们自己人”。于是，整场直播不只是信息传递，也是一种身份确认——他在不断证明，自己更懂这些家庭的处境，也更愿意替他们说话。

当这些元素拼在一起时，会形成一个结构完整的故事：主角是底层家庭的孩子——脆弱、无助、资源有限、被信息差蒙蔽；反派则是大学教授、官媒和理想主义者，即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精英。而英雄则是张雪峰自己：从底层走出来、敢说真话、不怕得罪人。核心威胁是选错专业，一步踏空就万劫不复。

当这套叙事形成逻辑闭合后，来自外部的质疑与批评也会被重新解释、甚至被吸收为叙事的燃料：教授说他"害人不浅"？恰好证明教授脱离现实，不懂底层恐惧。官媒说他"制造焦虑"？恰好证明体制根本不关心穷人死活。"我不是贩卖焦虑，我是提醒大家认清现实。""寒门最大劣势不是缺钱，而是没人指路。"他早已备好了回应一切质疑的台词，而这些台词本身又会加固信众的信任。批评越猛，叙事就越坚固。

耐人寻味的是，张雪峰本人的经历——从大学就读给排水专业，到考研辅导，再到教育自媒体——恰恰走了一条与他给别人开的处方截然不同的路。但这是后面要展开的部分。此刻更紧迫的问题是：在他的叙事里，穷人只配恐惧，理想是富人的特权，那种“我可以试试看”的从容，在穷人身上被彻底剥夺；而这一切，又被他说成是对穷人的保护。他口中的穷人和底层，在心理上也逐渐变成了穷人：永远在防守，永远计算最坏的可能，永远不敢把资源投入到任何没有即时回报的事情上。这不是保护，而是把贫困从物质层面，内化为精神层面。

这套叙事确实回应了现实中的焦虑，也抓住了一个真实处境：很多家庭的选择空间，本来就不大。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如果所有决策都围绕“避免犯错”展开，那么“可能性”本身，会被放在什么位置？而“选对专业就能翻身”这一答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呢？

张雪峰早年讲座

选校择业是个假方案

底层家庭的困境是真实的。这一点必须先说清楚。高校毕业生规模、就业率、失业率、起薪下降、社会保障，这些都是真问题。但问题是——最大化高考成绩，选一个好专业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呢？

把希望全部押在“选对专业”上，本身就是一个过度简化的想象。所谓“计算机\电子”等热门专业，往往被当成稳定的避风港，却很少被放进更长的时间尺度里看。高等教育至少有四年的滞后，而产业周期变化更快。今天，曾经被奉为神明的大厂在持续降本增效，AI代码生成技术也在快速替代初级程序员。那些被反复推荐的“热门路径”，正在肉眼可见地变得拥挤，甚至开始失效。

客观来说，这种极度功利的志愿填报，并非完全没有回报。在毕业后的最初一到三年里，它确实可能为一部分学生换来每月多几千元的“初次就业溢价”。但这种优势往往短暂且不稳定。在他曾经反复提及的“土木工程”案例中，这种溢价不仅没有兑现，反而是一次滑铁卢。

更大的问题在于代价。为了眼前的确定性，学生被迫放弃更具通用性的能力积累，被死死锁定在高度可替代的“工具人”轨道上。当35岁的职场危机，或其他的行业波动到来时，被张雪峰劝说的人，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呢？

当市场端的红利加速消退时，另一种“答案”被张雪峰不断强化：进入体制内。但这个答案同样建立在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前提之上。国考、省考报名人数屡创新高，数万人竞争极少数岗位的报录比，意味着这本质上是一场高度残酷的竞争。地方财政的承载能力也有明确上限，体制内岗位不可能为数以千万计的毕业生提供普遍性出路。

一种成功概率极低的路径，被不断放大为“最稳妥的选择”，其结果往往不是安全，而是另一种风险：大量年轻人长期脱离真实劳动市场，反复投入时间和精力，最终却无法获得对应回报。这种过程，更像一个不断消耗时间与机会的“黑洞”。

事实上，高考志愿填报这个节点，本来就承载不了“改变命运”的重量。它的作用，被两端同时压缩：向前看，家庭资源、地域差异、基础教育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考到哪里；向后看，就业市场、经济周期、个人适应力和社会网络，决定了你毕业之后能走多远。志愿填报卡在中间，它的重要性远没有被反复强调得那么大。

把它描述为“改变命运的唯一窗口”，既高估了一次选择的力量，也在无形中遮蔽了更关键的结构性因素——阶层差异、制度环境与经济结构。这些问题，并不是一张价格不菲的志愿卡可以解决的。

纪录片《高考》

此外，张雪峰本人的经历，恰好构成了对这套逻辑的反证。他毕业于郑州大学给排水工程，却并未进入相关行业——这正是他自己所界定的“专业不对口”。真正让他获得影响力的，是表达能力、信息整理和内容生产，而这些能力，恰恰被他归入“舔”的文科范畴。他的妻子是历史学博士、高校副教授，而历史学也长期出现在他的“天坑”名单中。

他鼓吹“确定性大于可能性”，但创业初期也曾面临“随时可能倒闭”的不确定；他提醒他人不要用兴趣绑架前途，而他自己的路径，恰恰高度依赖兴趣驱动；他甚至直言“我本质上就是销售”，而这正是他劝退文科生时所贬低的方向之一。

这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复制张雪峰的路径，而是说明另一件事：人的适应能力、跨界能力与内在驱动力，往往比“选对赛道”更深刻地影响一个人能走多远。但在他的叙事中，这些因素反而被不断压缩甚至被要求放弃。一个连开药者本人都未曾遵循的“药方”，难免显得讽刺。

张雪峰回应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时代困境；但他提供的，是一套高度简化的解决方案。它所承诺的安全，在现实中并不稳定。如果这条功利主义的窄路本身就充满不确定，那么问题也许需要被重新提出：那些被反复劝退的能力与选择，是否反而构成了另一种可能的保护？

如果“选对专业”不是答案，那么底层家庭真正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或许比他的受众想象得更加复杂，也更加反直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