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我上山下乡北大荒的那些年水煮历史

我1968年7月1号离开北京，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最后来到离珍宝岛大概70里的一个地方，我在那里待了九年。那地方属于虎林县，就是边境的一个地方，离宝清县城也不很远。那里是大草甸子和原始森林，冬天极为寒冷，一般都是-20℃以下。

李强（左）与知青朋友在住处附近

1968年6月18号，毛主席发了一个“6·18”指示，主张建立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准备跟苏联人打仗。我去劳动的地方名字叫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二十团某连，这个名字听着很大，但其实就是一个村庄，说是兵团战士，也没枪，就是当一个农民，在那种地。

我1968年去，1977年回，跨越十个年头。1968年是从四中分配去的，属于比较早的上山下乡的一群人，后来才知道，不去农村也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极个别的留在北京了。我所在的村庄，我们四中一共来了24个人，来自4个班，其他同学去哪儿的都有。

我是第一批走的，然后还有去山西的、陕西的、内蒙古的，也有好多回老家的，反正就是只要离开北京，去哪都行。多数孩子还是听话的，让去哪就去哪，但也有那种死活不走的。冯小刚电影里讲到“老炮”，我们当时是指那种耗着不走的，叫“老泡”，我们说的“泡”是三点水的“泡”。我们班有一个同学，他就是不走，就一直泡下去，别人拿他也没有办法，后来在北京就一直待下来了。

李强下乡前的全家

这九年里，从事过各种劳动，其中盖房子时间比较长，我在村子里当过瓦工班长。村子里大约有两三百户，当地的大部分房子都是我们盖的。我们盖房子的水平还是挺高的，除了水泥、油毡、钉子和屋顶的瓦是买来的，其他都是就地取材。盖房子首先要打基础，要上山打石头，因为东北的土地一化一冻沉降得很厉害，所以房子必须得下很深的石头基础。然后自己脱坯、烧砖，我们自己有砖窑，至于如大梁、椽子、檩子、屋面板、门、门框、窗户、窗框这些，全是我们上山伐木自己做的。

我们周边原始森林很多，我在山上伐过两年木——伐木是个技术活、有风险——那时候也没有电锯这套东西，都是最传统的那种手工大肚锯，大约1.5米长，两个人哈腰、手把着锯子飞快地伐，全靠人力。伐木首先要知道第一锯从哪下口，下口很有学问，因为有时候树自然倒的方向会与别的树“搭挂”，这就要在第一锯下口时决定在完成第二锯的时候，留下哪一块不锯，这样大树倒的时候被揪到想控制的方向。

有时候大树会突然从锯口爆裂，当地人称“打绊子”，非常危险，会伤到伐木人。还有的时候，由于树太粗了，两锯相互将树都穿透很多了，但它就是不倒，用力推也不动，这时候千万不能走，只能等风来把它吹倒，没风它是不倒的，反正山上总会有风的。所以真正的伐木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除了伐木盖房子，当然最主要的还有种地，我们那有好几万亩地，也有机械，但很多时候要靠人力。我们最主要就种三种农作物，小麦、玉米和大豆。有播种机和收割机，但质量很差，常常出故障，很多时候要靠人工。尤其是玉米，收获时主要靠手掰玉米棒子，所以收玉米最累。有时候天气不好也得靠人工用镰刀收割大豆，收大豆往往都到了东北天气寒冷的时候了，割大豆，镰刀要尽量贴着满地冰碴的地皮，手指常常被豆秆划破，劳动是很艰辛的。

下乡不仅是劳动艰苦、生活艰苦，更苦恼的是没有书读，无法学习。20岁上下的年轻人，精力旺盛，最渴望获得知识。那时候读书很不容易，首先是你得能找得到书，带去的书很快就读完了。我们四中都是好学生，都对于读书有极大的渴望，找到好书后也要与大家分享阅读，同学们就轮流阅读。

但是，一般一本书在你手里往往也就一两天时间，后面其他人马上就要把它拿走。这样就常常熬夜读书，白天干一天活，夜里又读一夜书。村里面停电是家常便饭，这样同学们都会自制一个小的煤油灯，在豆大的灯捻下阅读一夜，到第二天早上，鼻孔黑黑的，就是煤油灯熏的。读的书也是杂乱无章的，今天可能读一本《电工原理》，过几天读是《不朽的流浪汉》，再过几天可能就读《安娜·卡列尼娜》。

知青时代的李强，纵马于黑龙江完达山脉间

“WG”初期直到我离开北京前，我的父亲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离开北京后，第二年1969年我父亲也被打倒了，受到批斗。1969年林彪下达了“一号令”，把北京的那些干部绝大部分都给轰走了。我父亲、母亲和我的小弟弟被要求三天内离开北京，家里的书籍、物件、用品等也就几乎全扔了，先去的云南蒙自草坝，冶金部把“五七干校”办到中缅边境那了，后来因为部里感到联络实在太不方便，就又将冶金部干校搬到了河南周口，我父亲及家人就又从蒙自草坝搬到了河南周口。

所以，从1969年父亲去“干校”到1977年他回北京，九年时间里，我没有见过父亲，当然，来往信件是不断的。父亲倒也是心底坦然，相信自会有“天理”存在，在那样的政治逆境下也保持心情平静，所以，后来也很长寿。

1976年粉碎“四人帮”。“四人帮”一粉碎，全国风气大变，那时候人们都很兴奋，我在基层都能感到原来那套“极左”的东西基本就不太奉行了。1977年，我父亲也平反了。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贡献是很大的，平反了大批冤假错案，把大批人解放了。此后，整个社会的气氛就变得很宽松了，邓小平等允许广大知识青年返城，非常得人心。在返城政策之前，无数的家庭、父母都很焦虑，因为孩子都上山下乡了，远在边疆，家庭不能团圆，所以让这些孩子们回家的政策得到了普遍的赞许。我大概是1977年的五六月份回北京的。

我在农村总共九年时间，算是比较长的。在“WG”中那段时间里，也有人有各种机会较早离开农村。“WG”中的那段时间里，社会上流行“走后门”，就是得有各种关系，也流行“送烟送酒”，所以“文化大革命”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革命”。走后门就是从“WG”开始的，“WG”以前走后门绝对都没有这么疯狂。

因为“WG”期间很多地方都是“军管”，都是军代表说话算数，而军队里流行战友关系，谁要是认识军队的战友、官员，参军就很容易。那时候，参军是年轻人最好的出路。但是，那时候我什么关系也没有，一个人举目无亲，上哪去找关系去啊？所以高考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高考的本质意义就是不凭关系，而是凭知识，凭本事！

煤油灯捻子下的读书少年

爱学习是一种骨髓里的理念

我出生于一个读书世家，但是回想起来，从小没有任何人教我专门学什么东西，我也没怎么认真读书。我的外公是一位大考古学家（于省吾），我是在外公家出生和长大的，外公家是个很大的家族，外公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在北京的院落也非常非常巨大。我的父亲解放前在北京大学教书，1950年李富春同志组建重工业部就将我父亲作为技术专家调入，五十年代中期重工业部改组为很多工业部，我父亲成为冶金工业部最早的技术专家，是部里的有色金属专家，工作特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