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毕业，我在豪华邮轮端盘子，钱多命少她刊
2012年1月13日，泰坦尼克号沉没的第一百年，欧洲最大的豪华邮轮之一“歌诗达协和号”在意大利吉利奥岛附近触礁侧翻，最终导致32人遇难。
这场震惊世界的海难事故中，彭丽既是成功逃生的幸存者，也是船上极少数的中国籍女性管理人员之一。在那个由欧洲男性占主导的邮轮上，能爬上权力金字塔中上层的女性本就稀少。
2007年，她从一所985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毕业，为获得优渥的薪资和掌控人生的“话语权”，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有些离经叛道的决定：上船。
邮轮是个等级森严的微缩社会，处处是凝视，且无比荒诞。纸醉金迷不足以形容她在船上的见闻。狂热的赌客牌桌押注全部身家，一夜间输得一无所有的故事，不值一提；每次全船派发免费的冰淇淋，都意味着船上的冷柜要为刚去世的死者腾位置。
在那里，作为少有的东亚未婚女性，她一度被当作廉价的劳动力以及猎艳目标，但凭借对规则和人性的把控，彭丽在无数骚扰与刁难中，一路升职。
长年累月积蓄的生存智慧，最终在巨轮倾覆的那一夜救了她。
一片混乱中，她依靠着精准的判断力，一次次“赌”对了逃生路线，也在生与死的边缘，目睹了人性的恶与善。
可回看沉船夜，她却将九死一生的逃生，归功于“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那个夜晚，她见到了太多没有常识的人。
在我们的交谈中，彭丽从不避讳谈论自己的“算计”，也坦然地聊起海难事故带来的创伤。脱险上岸是这场海难的大结局，但并不是人生的，在往后的岁月里，她还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和曾经的阴影共存。
以下是彭丽的自述：
现在回想起来，沉船事件的发生，有一种宿命般的荒谬感。
那是2011年底，船上的广播里一直单曲循环播放《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放得特别阴间。
《泰坦尼克号》
我和几个同事私下抱怨：“他们不觉得不吉利吗？”欧洲人没有“避谶”这种说法，只有马来西亚的华裔同事理解我在说什么，他们跟我说：“无所谓啦，放就放，船要是真的沉了的话，大伙一块死。”
我想，你工作的地方在负层甲板，真沉了你最危险，可不是大家一起死啊，死亡面前也很难人人平等。
后面回到员工舱房后，我做了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把固定救生衣的绑带解开了。
为了防止颠簸，船上的救生衣通常会被打成结实的水手结。而员工宿舍里禁止私藏剪刀，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人在手忙脚乱中很难徒手解开这个结。
事后回想起来，提前解开救生衣这个动作，救了我的命。
事故发生当天是2012年1月13日，星期五，“黑色星期五”这个说法还是有点说道的。
晚上8点多，灯突然灭了两三秒，又马上重新亮起。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跳闸了，没往事故方面想，乘客们也都是该吃的吃，该玩的玩。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因为脚底下开始颤了。我们在海上待时间久了，对震动很敏感，我意识到，可能不只是电力故障这么简单。与此同时，大副在对讲机里告知管理层，“发生了紧急情况”，要我们去六楼集合开会。
我没去，我想如果真的发生事故了，开会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直奔负二层的员工宿舍去拿救生衣和手机、钱包，那时地面还是干燥的。
担心电力系统切断后电梯失灵，我上楼时没敢坐电梯，一口气跑到了九楼。层数越高，可以越明显地观测到船是否有倾斜，九楼还有一个外延的露天泳池，只要看一眼水面，就知道船是不是斜了。
水面是斜的，这不是电力故障，船可能坏了。
我是2007年上船的。作为一名985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的本科应届生，毕业后主动选择成为歌诗达协和号轮船的服务员。
毕业前，我作为大学生储备干部，在一个大型商场里实习，第一个月的实习工资是2800块，这在当时的天津已经很高了，可我就是觉得这个价钱配不上我。
《山花烂漫时》
对于挣钱的执念，我从高中时就有了。
我出生在天津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高考那年，我的分数够上复旦大学，但上海生活费太高，家里经济条件有限，我退而求其次，去了一所离家更近的985大学。
还有2002年的时候，我读高中。当时天津新建了一片小区，房价才800块一平米，17岁的我极力建议家里把房子买下来，再把老房子租出去还贷，我们可以住在姥姥家，时间不用太长，两年就够了。
但因为我太年轻，没有赚钱能力，也就没有话语权。我爸最后并没有采取我的建议。现在那个小区的房价已经翻了几十倍。
从那时起我就明白，我要掌握掌握经济大权。人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我更想要的是话语权。
哪怕我判断失误了，起码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我认，但如果因为别人的判断影响到了我的人生，我这辈子都过不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文科生，摆在我面前的出路并不多，无非是做行政管理、人事管理，或是进入体制内，前者不是我喜欢的工作方向，可选后者，我的家庭也给不了任何助力。
我想，没有权力，有钱也可以，于是在网上查阅了很多资料，把目光转向海外。
拿下海外的工作签一般就两条路，一是出国留学，二是当蓝领，当时海外对女性开放的岗位基本都是服务类工作。权衡之下，去邮轮做“海乘”是不错的选择。
刚好歌诗达邮轮在上海招聘，我就去了。面试官是个意大利女人，听了几百号人说“应聘是因为我热爱旅游”这种话后，很欣赏我回答“你们薪资待遇好”时的坦诚， 于是当场定下来我做客房服务员。
《谢谢你温暖我》
我是面试回来之后才和家人说，我要去意大利当海乘的。为了说服他们，我算了一笔账：做海乘不仅能月入过万，而且船上包吃包住，几乎没有花钱的渠道，挣的钱都能实打实地攒下来。
劝到后面他们也松口同意了，说实在不行再回来。
我登上的协和号是当时歌诗达旗下13艘邮轮里最大的一艘，它常年环绕西地中海航行，往返于意大利的萨沃纳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之间。
上船第一晚，我住在负二层的员工宿舍。宿舍只有六七平米，在海下四米，海浪不间断地拍打着船体，护墙板发出“嘎嘎”的挤压声。
我听着这个动静，想着现在在海底，天呐，我要死过去了，于是坐在床上哭了五分钟。哭完又一想：我离家前跟父母豪言壮语的，要是现在回家就太没面子了，哭也没有用，来都来了，就干吧。
这几乎是我在船上唯一一次哭。
很快，我意识到，船是一个微缩的、等级森严的社会。船长和大副是塔尖，一些重要部门的管理岗位几乎全是意大利本地人，剩下的各部门经理来自菲律宾、印度、罗马尼亚......
船上的帮派现象很严重，来自同一个国家的人自然而然地会抱团。只有中国人抱不了团，人太少了。最多的时候，这条船上有四个中国人，我们不在一个部门，上下班时间也不一样，更何况大家性格各异，彼此也不见得能聊得来。
最少的时候船上只有我一个中国人，为了避免被霸凌，我被迫花费很多时间去社交，通常就是和人数最多的菲律宾人、掌握着食物资源的白俄罗斯人以及意大利的水手们打交道。
我们坐在一块喝喝酒，该请客时请请客，再时不时聊聊天，满足他们对中国人的好奇心，如实解答诸如“你结婚了吗？”“计划生育政策是怎么精准地控制每家只有一个孩子的？”这些发问。
《怪奇物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