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武登基——过于潦草的内部政变谈史局

1 分道时刻

由于驿路不通，信使难及，李亨在灵武登基的消息最终传递到了蜀中时，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李隆基还不知道，自己在远方的身份，一个月前就已经悄然变成了“太上皇”。

后来李亨的新朝廷极力控制舆论，塑造“灵武登基”的法理基础，其中最核心的依据就是：上皇李隆基早有传位之心。这就是灵武朝廷宣传的所谓“圣皇久厌大位，思传眇身”，早在战乱兴起之初，“太上皇”李隆基就已经有了要求太子即位的成命。这也就证明了太子李亨即位合情合理，没有半点合法性瑕疵。

然而，即使李亨的秘书团队再怎么不遗余力地渲染，都不可避免地会在历史中留下破绽。因为他们无法在历史档案中炮制一件不曾发生过的文件，来支撑他们“圣皇早已有意传位”的故事宣传。

在流传下来的史书中，也保留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

根据后世留存档案资料编写而成的《资治通鉴》中，记录了这对皇帝父子在马嵬驿分别时的场景。那是经历了马嵬驿之变后的次日，当御驾准备启程时，当地父老拦下了负责殿后的太子李亨，请他留下，带领父老子弟们继续作战，克复失地。最终，李亨在近臣们的劝说下决定离队，并遣自己儿子广平王李俶去向皇帝李隆基报告。李隆基得知后，叹了一声“天意也”，便同意了李亨的请求。而这时，据说李隆基便有意想要宣旨传位给太子，只是太子李亨坚持不接受，这才罢休。

然而，这只是史书上的一处孤证。即使在文字记载大段雷同的《旧唐书·肃宗纪》中，也并没有表示过李隆基想在此时传位于太子的意思。所留下的，只有高力士受命前去口宣的上谕：“汝好生地去！百信所属望之事，汝慎勿违背！莫要以吾为意。且西北戎狄，向来为吾所厚待，今国家艰难，必能得其为国家所用，汝当自勉！”又传谕将士说：“太子仁孝，可奉宗庙，汝等须善辅佐之。”如是而已。

从李隆基口谕的字面意思上看，看不出有什么有心传位的意思的。但是，所谓“百姓属望之事”，以及“太子可奉宗庙”云云，却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传位的暗示，是变相肯定了太子拥有了只有皇帝才具备的供奉宗庙的资格。其后李亨的秘书团队，就是在李隆基的这几句口谕上大作文章，宣扬所谓的“马嵬之命”。

2 边疆的希望

太子李亨与李隆基分道扬镳之后，经历了最初的无所适从，最终决定北上赴朔方镇，组织兵马。他原本受天子分兵，得飞龙骑兵两千，但为了躲避叛军追击，昼夜奔驰不停，强行了三百余里，到了新平时，士卒已经掉队、走散过半，身边只剩下了数百人，状态十分狼狈。幸好在下一程得到彭原太守李遵接应，获得衣服粮秣的补给，又在平凉收编了一处监牧，得到数万匹骏马，军势才不再像原来那样寒碜。

平凉已经接近了朔方镇地界，李亨在平凉等待多日，终于等到了驻扎在灵武（宁夏银川）的朔方节度留后（节度使出征时代理节度使职责的职位）杜鸿渐邀请太子前往灵武的来信。信中，还把朔方镇的士卒、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帐籍一并献上。李亨大喜，接受杜鸿渐的图籍，启程赶往灵武——这个朔方军的大本营。

这一步，李亨是付出了极大勇气的。他虽然长期以“朔方节度大使”的身份遥领朔方军，但说到底只不过是挂了一个虚衔。多年前他在朔方军高层中熟悉的人物，很多都已经不在人世，此时担任朔方节度使的郭子仪，与李亨并没有太多交集。在如今这种形势下，李亨未必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让这样的一方节帅俯首听令。他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在朔方军中累积的影响力，以及帝国残存的威权，来争取朔方全军的服从。

李亨于七月初九日抵达了灵武。国难之时，一切流程从简。仅仅在抵达灵武的三日后，太子李亨便接受了身边众臣的强烈请求，宣布即位。

上书太子者，以御史中丞裴冕、朔方节度留后杜鸿渐领衔，这一阵容和历朝历代劝进的阵容相比显得寒酸透顶，但却已是李亨身边这个小型班子所能呈现的最佳阵容——没有宰相，没有地方行政主管，甚至没有东宫高级官员（太子左右庶子这些高级官员，要在几天之后才由李隆基下诏任命），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均付阙如。朔方镇的主力均由节度使郭子仪带领，出征河东、河北未归，灵武大本营里只剩下一些老弱士卒，文武官员满打满算也不足三十人，且都是一些粗鄙的武人。这样简陋的草台班子，即使李亨真的有心要自立为帝，可能都会觉得劝进的阵容有点丢人。

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尴尬的情境下，总算有一个能压住场子的名臣，那就是出身河东名门的裴冕。他奉皇帝李隆基之命，以御史中丞的身份来到李亨这里协助（实际带有监督的意味），正好来到了平凉，并跟随李亨前往灵武。

裴冕的到来起到了救场的作用。他不仅解决了小小的灵武城找不到一个人能写好劝进表的尴尬，还为李亨解决了即位合法性不足的难题。在裴冕领衔之下，群臣请求太子即位的理由，就是请李亨“遵马嵬之命，即皇帝位”。

在裴冕等人的口中，老皇帝李隆基在马嵬驿曾经命太子继承皇位，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简直毋庸置疑。可是，不管是裴冕还是杜鸿渐，没有一个人是马嵬驿的亲历者，他们口口声声的先例与证据，要么是他们道听途说的传言，要么就是他们臆造的“真相”。多年以后，尽管“马嵬之命”已经被宣传者重复了千遍万遍，严谨的《肃宗实录》以及《肃宗纪》，都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并没有将这件事收录在内。

如果撕开这层虚伪的遮羞布，更接近现实的真相在裴冕等人劝说太子的话里体现得更清楚一些。他们对太子说：“将士们皆关中之人，日夜盼着归家。他们之所以一路崎岖追随殿下远涉至这片黄沙漫天的边塞，只是希冀着能有尺寸之功。若一朝人心离散，便不可复集了！愿殿下体察众心，为社稷考虑！”话里话外的意思，无非是代表着灵武诸臣和将士们，要向太子求一个佐命之功。

安禄山之乱之所以能打破近五十年的开元天宝盛世，不仅仅是因为安禄山本人的能力和野心，更重要的是这个帝国的体制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如果不是高层官僚逐步固化，中低层军官与士人看不到向上升迁的通道，东北边军将领们怎么可能会轻易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跟随安禄山举兵？而这样的问题，同样发生在朔方、河西等西北系军镇里。所以，当他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等到了太子，自然要博上一博，把太子抬上皇位，然后自己跟着享受随之带来的富贵荣华。

如果不考虑君臣忠义这些道德伦理，跟随安禄山举兵的东北系边将，与拥立太子的西北系边将们，其实行为并没有本质区别。

3 潦草登基

天宝十五载的七月十二日，是一个甲子日。是日，太子李亨在灵武城的南门楼即皇帝位。没有什么隆重的仪典，也没有什么盛大的鼓吹，只是把灵武的所有文武官员聚集起来，三十多人开了个会，便完成了简陋的即位流程。

在后来重新润色修饰过的史册里，这场即位仪式前还有过一段历代禅让都必备的“三辞三让”程序——群臣五次上书，李亨退回了五次，反复表达了自己要安心做储君、等待父皇回朝的坚决态度。直到裴冕等再度恳请，辞情激切，杜鸿渐还拉着一批蕃部酋长、校尉部曲、塞翁老将，一起跪地顿首恳请，李亨这才勉为其难地同意。可李亨到灵武总共只有三天时间，除去必要的准备时间，这样五番文书往来实在显得有点紧凑，可能有些文书都是事后才补进了流程。

“自两京失守，圣皇传位陛下。臣等稽首上千万岁寿！”当李亨宣布即位之时，裴冕领着群臣跪拜进奏，再度强调了新皇是受“圣皇传位”政治背景，随后群臣山呼万岁，欢呼舞蹈，庆贺着完成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而李亨则流泪欷歔，他做了十八年的太子，历史上像他这样多年熬成正果的太子，可以说是屈指可数。这十八年，他经历了不知多少猜忌和打压，若非超凡的城府和隐忍能力，是坚持不到今天的。

但是，即位后的李亨面对着更加艰难的问题。

灵武偏居西北，所能辐射的统治范围只有所在的朔方镇的这片狭小地区。由于安禄山叛军势力盘踞于河南、关中一带的中原核心区，东南方的广大地区被阻隔在外，声讯不通，处于失控的状态。再加上朔方军主力在外，这个刚刚草创的新朝廷，实际上是个要人才无人才、要钱粮无钱粮、要兵马无兵马的“三无”政权。

此时他能做的，就是向天下郡县发出诏令，告知新君登位的消息。这时的李亨还不知道父皇李隆基的具体情况，更不知道的是，在他即位两天之后，父皇还将在南下的路上发出《命三王制》，给李亨的权位带来更大的不稳定因素。

即位当日，李亨在灵武南门露面，发布了他即位后的第一份诏令，大赦天下。借着这封即位赦文，李亨重申了自己在此时即位的理由，强调自己是根据上皇的“成命”获得的皇位。同时，尊巴蜀的李隆基为“上皇天帝”，并改元为“至德”。这一年便从天宝十五载，变成了至德元载。

既然已经是皇帝了，那就需要有宰相辅政。但李亨依旧不敢轻易任命五品以上官员，劝进有功的杜鸿渐、崔漪，只是被任命为兵部郎中和吏部郎中，并兼知中书舍人，勉强得到了从五品的官职。裴冕稍微条件好些，因此得以借着这次大赦时的集体升迁，获得了中书侍郎的官职，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实职宰相。

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如何向已经被尊为“上皇天帝”的李隆基交代新君即位的事情。灵武的君臣们可以把“马嵬之命”的故事对天下人讲上一万遍，却不敢真的把这些鬼话讲给李隆基听。他们只能将灵武发生的事情如实地写下，派人飞马奏报给还在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南下的上皇李隆基。

4 太上皇的后手

李隆基得到消息之后，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既成事实，以保证此时的流亡朝廷不至于再进一步分裂。他以太上皇下诏传位，则蜀中的纪年方式也从天宝十五载，变成了灵武政权的至德元载。

八月十八日，韦见素、房琯、崔涣三位宰相奉太上皇李隆基之命，带着上皇传位的诏书，前往灵武宣诏。

历朝历代，皇权交接均有法度。若是接受内禅传位，那就要先由前代帝王下诏，经朝廷中枢（中书门下）制作成册命，形成法定文书之后，依法办理皇帝册命手续。当新皇在大明宫正殿即位后，就登基成为“皇帝”，具有了中央政权最高领导人的身份。但这还不算结束，要等到新皇帝择吉日“告庙”，在太庙向列祖列宗献祭，禀告继位事宜，并郊祀于圜丘，面向上天与神祇燔祭祝祷，方才算是成为了“天子”，具有了“天命正统”的资格。

但是，由于李亨在灵武擅自即位时一切做得仓促，告庙、郊祀自然都没有做，甚至连皇帝册命都不具备，这就等于皇帝就任的手续没办出来。韦见素等人此行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帮助灵武政权把即“皇帝”位的手续补齐——好歹能补一点是一点。为了把这道手续办得依法合规，册命诏文的落款日期特地提前了一个月，改在了七月十二日李亨于灵武即位当天，就是为了在形式上让灵武即位的合法性显得更加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