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初恋，银发华人谱黄昏情缘

新冠疫情刚过，徐娟的丈夫去世，她便已做好了一个人过完余生的准备。当时，72岁的徐娟不会想到，她将在两年后再次步入婚姻；这一次，不为生活、不为稳定，而纯粹只是因为她这辈子第一次体验到的、几乎陌生的情愫 —— 爱情。

与许多同龄人一样，徐娟在退休后的生活由老人活动中心占据。不过，她性格安静慢热，哪怕参加自己喜欢的唱歌活动，也都不作声地来去；除了个别要好的朋友，徐娟总是独来独往。

经过多年打拼，乐叔叔与徐娟的经济基础都不错，身体状况尚佳，推动他们走入婚姻的最大因素便是爱情。(图片由徐娟提供)

有数百名会员的老人中心社交节奏与高中无异，有八卦、有兴趣小组、也有单身老人彼此互生情愫。老人们往往一早就来到中心，在上午的兴趣活动后，用完午餐，再由专车统一送回。为打发午餐后的等车时间，歌唱班的同学们组织了一个「唱歌等车群」，徐娟也在其中。一次练歌活动上，她听到了一个新来的、特别动听的男声，「我当时觉得怎么有这么好听的声音，特地转过头看了一眼，就知道了有这么一位新来的男生」。

这位男生叫乐叔叔，他在疫情中失去了妻子，孑然一身地度过了许多昏暗的日子；不仅徐娟注意到了他，乐叔叔也对安静的徐娟产生好奇。当时徐娟家住布朗士区，每次从法拉盛回家都会采购大量饭菜食材；「他总看到我大包小包带很多东西，问我说，你家里有这么多人吗」，徐娟回答说，这些食材是为她自己、前夫留下的继子、以及住在隔壁的孤寡老人准备，「后来他和我说，我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善良」。

逐渐，两人加上了微信，「先是发短信聊，短信不够聊，就发语音，后来语音也不够聊，就打电话」，徐娟说。情投意合的两人进展迅速，2024年春末，乐叔叔向徐娟求婚，两人也在夏天有了属于他们的结婚仪式。

古稀之恋爱在黄昏时

第一次约会的紧张、煲电话粥时的甜蜜，于徐娟来说，是全新的人生体验。徐娟出生成长于上海，1980年代初便孤身一人来到纽约；经朋友介绍，她嫁给了一位有过婚姻的老华侨。徐娟坦言，那段婚姻更多是为了在美国站稳脚跟，并没有太多爱情；「那时候我觉得，对方人也不错，我们后来又有了女儿，就这样得过且过一辈子吧」。

而与乐叔叔的婚姻却和前一次完全不同。在徐娟看来，乐叔叔教育水平高、有过成功的事业、不菸不酒、热爱运动，优点简直不胜枚举。「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谈恋爱，而且对方还是我年轻憧憬恋爱时，心目中最理想的对象」，徐娟说，长年短发的她在婚后留长了头发，爱情将数十年的辛劳从她脸上抹去，「你说奇不奇怪，两个有缘分的人，70多岁了也会撞到一起」。

经过多年打拼，乐叔叔与徐娟的经济基础都不错，身体状况尚佳，推动他们走入婚姻的最大因素便是爱情。乐叔叔说，两人从来没有问过对方有多少存款，「活到现在这个岁数，我们都活明白了，只觉得遇上这样的缘分，是老天待我们不薄」。

一代移民感情观保守

在老年华人群体中，因孤独造成的忧郁症状整体高于北美平均值。一项由罗许大学医学中心(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发布的研究指出，华人长者群体的自杀率也在全国所有种族族群中位居首位，自杀更是华人女性长者的主要死因之一。

相较于男性，华人女性的社会身分常被困在「母亲」、「太太」、「祖母」等家庭角色中。因此，最常见的具象化孤独表现，如缺乏亲密的伴侣关系、缺乏令人满意的亲子关系，会对老年华人女性的心理健康造成更严重影响。研究统计，与同龄的白人女性相比，65岁至74岁的华人女性自杀率高出三倍，75岁至84岁的华人女性自杀率高出七倍，85岁以上的华人女性自杀率则高出十倍。

华裔艺术家黄思茵(Siyan Wong)格外能共情老年华人女性的孤独，在她看来，一代移民为了生存所付出的血泪几乎消磨了他们构建亲密关系的能力。

黄思茵11岁随父母来到美国，妈妈曾是一名车衣女工，母女间很少有亲密的沟通。「我印象中的妈妈永远是务实的，不太会表达爱」，黄思茵说，长时间工作与照顾家庭的压力将妈妈困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盒子里，操劳、担忧成为了妈妈的思维惯性，「现在我和妈妈聊天，她也总是要教我怎么处事，哪怕我很想和她更亲密，这样的相处模式也让我很有压力」。

曾任劳工权益律师达25年的黄思茵于去年退休，决定成为一名艺术家；她的作品也聚焦华人女性的劳动、坚韧与勇气。在接触年长华人女性的过程中，黄思茵发现，这些劳作了一辈子的女性在迟暮之年，仍有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要是你的丈夫去世，孩子长大离家，每天叫醒你的会是什么呢」，黄思茵说，「应该要是爱吧」。

拯救孤独小爱与大爱

何坤权今年已100岁高龄，36岁那年，她的丈夫死于一场海难。此后十年间，她带着两个儿子辗转多国生活，从香港到巴西，最后落脚纽约；身高不到五呎的何坤权艰辛地撑起了一整个家。

在儿子陈作舟的记忆里，何坤权鲜少展露脆弱的一面；「只记得得知爸爸去世那一天，她崩溃大哭，把自己关到了房间里」。为了更好的机会，护士学校毕业的何坤权带着儿子远走巴西，靠挨家挨户推销中国商品来负担生活；四年后，何坤权认定当时巴西的军事独裁政权将吞噬社会，再次带着孩子们迁往纽约。

作为一名移民母亲，何坤权从未考虑过再婚；在生活和家庭面前，这位得名于「女权」的女性将自我无限缩小，放在低顺位。陈作舟说，妈妈是一位极虔诚的基督徒，也因此得到精神救赎；「她的信仰给了她不断前行的力量，她也将信仰放在自我之上」。

母亲的坚强和远见，被陈作舟视为他的庇佑。如今，陈作舟仍与母亲同住；「这是我能做的最基本的报答」，陈作舟说，他是母亲生命的倒影。

华人策划协会人瑞中心主任伍宝玲与何坤权境遇相似；因丈夫早逝，伍宝玲自1967年来到纽约后，在工作、学习的同时，独自抚养四个孩子成人。作为人瑞中心的首位主任，伍宝玲在过去50多年将该中心发展成全美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亚裔老年服务机构之一。

如今，伍宝玲仍工作在一线。她说，自己将人瑞中心的数百名老人当作家人看待，这份大爱让她无比充实幸福；「如果爱能像金钱用数字计算，我大概是纽约最富有的人」。

在人瑞中心的逾半世纪，伍宝玲也见证了愈来愈多「黄昏恋人」的出现；她说，这是男女平权的结果。「过去的女性一生都很悲惨，小时候父母重男轻女，长大后指腹为婚，哪怕婚姻不幸也为了儿女、为了经济忍气吞声」，伍宝玲说，正因同工同酬，女性有了经济保障，在情感上也得到了更大的自主权。

不过，伍宝玲强调，不论男女，华人长者群体中的孤独感仍存在，且男性因不愿展露脆弱、不愿寻求帮助的「有毒男子气概」(toxic masculinity)而程度更甚。「解铃还须系铃人」，伍宝玲说，能够拯救孤独的最终只有自己，「无论什么情况、什么年纪，要相信会有更好的明天，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爱和被爱」。

黄思茵的作品也聚焦华人女性的劳动、坚韧与勇气。(黄思茵提供，摄影Alvin Tsang)

伍宝玲说，能够拯救孤独的最终只有自己，最重要的，是要学会爱和被爱。(本报档案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