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语言机锋，就像一颗子弹党史博采

1979 年 1 月，在《中美建交公报》发表后不久，为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应邀穿洋过海飞往美国访问。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正式访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率团访美期间，美国总统顾问布热津斯基热情设家宴招待了邓小平。宴会开始后，觥筹交错，笑语声声。

酣畅耳热之际，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其他所有国家。” 对这样一番涉及民族自尊的不得体的议论，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置可否又颇为自得地接过话头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这个回答可以说妙不可言，一语双关，既符合宴会的氛围，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尊严，自然无人能够反对。更重要的是化紧张为缓和，避免了因小失大，而在座的人却领略到了邓小平这位伟人的智慧和幽默！

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样，邓小平也是一位语言大师。有人说邓小平讲话，就像一颗子弹那样有力，直中目标，不多讲，但讲一句算一句，没有空话。邓小平的诸多言论，或通俗易懂、言简意赅，或风趣幽默、绵里藏针，既展现了高超的表达艺术，也承载着丰富的思想哲理与情感智慧，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言简意赅：“跟着走”“吃苦”“合格”“等待”“忍耐”

邓小平小女儿毛毛（邓榕）为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曾问道：“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 邓小平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当问起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吃苦。”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等职，他和师长刘伯承精诚合作，一起深入华北敌后，在太岳、太行山区创立抗日根据地，捷报频传，打出了 “刘邓” 大军的威名。对于自己的功绩，邓小平仅用 “合格” 一词轻描淡写。周恩来曾评价说，小平同志 “举重若轻”，伯承同志 “举轻若重”，他还表示，虽然自己喜欢 “举重若轻”，但难以做到。

“文革” 期间，邓小平一度被撤销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1969 年 10 月，又被下放到江西省。1973 年 2 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返回北京，毛泽东一见他开口就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 邓小平的回答简约而不简单：“等待。” 据一起在江西生活的邓榕回忆，在 3 年多的 “等待” 岁月里，除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外，邓小平 “每天步行大约 5000 步，围着住处转 40 圈，父亲一圈一圈地走着，走得很快，边走边思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家人知道父亲散步时在思考着自己的前途和中国的未来，以及回京之后要做些什么”。

美国学者傅高义在其《邓小平时代》一书中作了更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落难期间的邓小平，不但可以思考如何让毛泽东批准他回去工作，还可以思考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实现由周恩来等人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等等。历经 “三落三起” 后，有人问过邓小平最终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依然言简意赅：“忍耐。”

邓小平的语言，往往简洁明快、干净利索、绝不拖泥带水。“四人帮” 倒台后，一些人最初对开滦煤矿实行按劳分配、效率优先制度有所非议。1978 年 9 月，邓小平视察开滦煤矿时，被问及 “可否给夜班工人发点奖金、井下班长实行岗位津贴”，邓小平当即拍板：“可以。” 他谈世界问题，用 “东西南北” 四个字就概括了：“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这一论断曾被人称为是 “对世界形势的天才概括方式之一”。1979 年邓小平访美期间，面对世界各国媒体记者，当他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含笑握手之际，邓小平表示：“这是两国人民在握手。” 这与 7 年前尼克松访华会见周恩来时感言 “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颇异曲同工。

◆ 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斩钉截铁地指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末，苏联和东欧发生政治巨变后，针对社会主义阵营易帜解体的动荡局面，邓小平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地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这种并列式简短句式，掷地有声，针对性强，犹如一颗 “定心丸”。1989 年底开始，邓小平经常使用的一句口头禅便是 “不管东欧和苏联发生什么”，以表明中国的情况不同。此外，从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三步走”“翻两番”“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这些经典论述同样早已传遍神州大地，为人所耳熟能详。

邓小平简练的语言风格，与其长期的军旅生涯不无关系。创办经济特区的时候，他号召大家 “杀出一条血路来”！邓小平的文件批示，也比较频繁地使用 “不可拖延”“拖不是办法” 这类词句。这与战争环境中要求迅速决策，指示用词精准、简明扼要、不产生歧义等颇为类似。

幽默乐观：“这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呀”

1952 年 7 月初，邓小平在参加了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庆祝典礼后，与家人离开了重庆准备赴京。这次离渝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在从重庆回北京的飞机上，子女问他：“在重庆大家叫你首长，到北京叫什么？” 邓小平答道：“在重庆叫首长（手掌），到北京叫脚掌。” 而当自己带着家人到地方视察或休息时，邓小平有时便戏称：我这次来，可是带来了一群 “蝗虫” 啊！

1957 年 1 月，邓小平到清华大学作报告。“过去，我们部队有的战士不爱听报告，屁股坐不住，讲怪话；‘不怕飞机加大炮，就怕政委作报告。’今天，我这个政委来给你们作报告，你们怕不怕呀？” 这一诙谐的开场白，激起全场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

廖承志外甥女陈香梅嫁给了飞虎队司令、美国人陈纳德，她后来受美国总统里根委派出访北京。1981 年大年初一，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陈香梅与廖承志夫妇。邓小平一进来，就微笑着说：“我要和‘肥仔’的亲戚谈谈。” 邓小平与廖承志是多年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他广东味十足地称廖承志为 “肥仔”，令人倍感亲切。言谈中，邓小平不断抽烟，廖承志经不住 “诱惑”，终于伸手向邓小平要烟抽。邓小平于是笑着对陈香梅说：“你的舅父有气管炎，你可晓得？” 看到陈香梅有点疑惑，邓小平接着用手指了指廖承志夫人经普椿：“妻管严，一天只分配 3 根烟，不准多抽。他又来向我要烟了。你看，他的烟瘾和我差不多。不过，我没有人管，每天 3 包。” 众人一听都乐了。

1988 年 1 月，邓小平接见了 48 岁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后来出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傅莹担任翻译。会见刚开始，傅莹一不小心把邓小平的年龄 84 岁错译成了 48 岁。邓小平被告知翻译有误时，并不以为意，愉快地说：“好呀，我有返老还童术，竟然一下子与布伦特兰夫人一样年轻喽。” 外宾闻此也报以微笑。

◆1988 年 1 月 20 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时说：“我今年八十四岁，该退休了。” 翻译误将 “八十四岁” 译成 “四十八岁”，引得宾主一阵欢笑。

20 世纪 90 年代 “南方谈话” 期间，有一次，邓小平在深圳植物园参观时，见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竹子。在场有人说，这里的竹子是从成都 “弄” 来的。邓小平于是开玩笑：“这也属于知识产权问题啊，我是四川人，要你们赔偿呀。” 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邓小平此言另有深意，他这也在暗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在与西方国家打交道时，知识产权等相关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保持乐观精神无疑是邓小平走出人生逆境的智慧。有人向他请教长寿的秘诀，邓小平的回答是 “乐观主义” 四个字，他还说过 “天塌下来不要紧，有高个子顶着”。“文革” 期间面对 “四人帮” 迫害，邓小平同样淡定：“我是聋子不怕响雷打，死猪不怕滚水烫。” 访美期间，邓小平在卡特总统设的国宴上谈笑风生。当奥斯卡影后雪莉・麦克莱恩对他跌宕起伏的个人经历表示兴趣时，邓小平笑言：“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置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

绵里藏针：“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57 年，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 40 周年庆祝大会。在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对邓小平有过这样的评价：“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苦笑道：“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赫鲁晓夫收住嘴，做了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邓小平此前就与刘少奇等人几次访问过苏联，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等做法并不认同。毛泽东听了赫鲁晓夫的回答也笑了，竖起一根手指强调说：“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一波三折，邓小平又多次赴苏交涉，不时与赫鲁晓夫交锋。1960 年 9 月，在克里姆林宫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火药味十足地说道：“邓小平同志，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那个霍查老爱自搞一套，弄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是不团结，中国应该有个态度才对。” 赫鲁晓夫声东击西，借阿尔巴尼亚影射中共不听苏共指挥。邓小平当仁不让：“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个小党，但能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你们应该好好尊重人家才对，不应该随便向人家施压，你们是老大哥嘛！” 赫鲁晓夫一时语塞。情急之下，赫鲁晓夫又刻意挑衅：“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对此，邓小平义正词严：“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米高扬等其他苏共领导人见此情形，赶忙以劝酒为名出来圆场。

为顺利收回香港，中英双方曾进行过数十次艰难谈判。1982 年 9 月 24 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素有 “铁娘子” 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此行颇踌躇满志，3 个月前，英国在争夺马岛（阿根廷称 “马尔维纳斯群岛”）控制权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会谈一开始，“铁娘子” 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 “主权牌”：“有关香港的 3 个条约，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这一事实。既然这些条约仍然存在，那么就必须得到遵守。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对香港带来灾难性影响，破坏香港的繁荣。”

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反驳道：“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他随后进一步申明：“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 年中国将收回香港…… 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两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时间了。”“如果中国在 1997 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8 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几个回合下来，撒切尔夫人表示将认真考虑邓小平的讲话。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 “落寞地从门口走出，脸色凝重”。在走下人民大会堂石阶时，她一不留神，高跟鞋与石阶相绊，身体前倾栽倒在地，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这一场景迅速被世界多国媒体捕捉、转播。

对于大是大非的问题，邓小平历来宁折不弯，在个人崇拜如火如荼的“文革”年代，他甚至敢对毛泽东说“不”。“文革”后期，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希望作出总体肯定“文革”的决议，“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却委婉地表示：“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从字面上看，邓小平此言似乎在表示：自己在“文革”中被打倒了7年，作为一个置身运动之外的人，没有资格来主持写这个决议。但不难看出，邓小平实际并不认同毛泽东对“文革”的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他这种不妥协的态度，也促使毛泽东下决心“批邓”。此后，邓小平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文革”十年浩劫，“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这一观点，邓小平在领导和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前后，都有明确表态。

切中时弊：“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这是邓小平语言特色的根本。邓小平在同中央相关负责人谈话时曾坦言：“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