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政权之间的交际中国历史评论

就渊源来看，五代十国的政权交际，是唐末方镇争权夺势、彼此交往和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力量融合的余势。

就现象来看，五代十国的政权交际，以后梁的遣使大封四方为开始，以南唐国主以身为使而结束，期间虽不敢说波澜壮阔，但也确有甚多可表之处。

“春秋战国，虽或兵交，而使在其间矣。”五代虽然“战乱频仍”，可以说主旋律是战争，但也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笼罩在战争的迷雾下。比如后唐明宗时期、吴越钱镠父子时期、南唐中主时期等，都有比较安稳的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交际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交际与战争还有互动，即一方面交际可能会引发和推动战争，如李严使前蜀；另一方面因战争产生的裂痕也需要交际来弥补，如唐明宗对孟知祥的安抚，以及南唐对闽的战与和。或者可以说，五代时期的交际，既有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性质，也有超脱于前者的内容和形式，更有当权者在面对复杂形势时向春秋战国和三国时期的“前辈”汲取经验的例子，如钱镠和马殷等。但从根本上来说，五代十国的政权交际是一个“新事物”，有着独特的面貌。

因此，如果把这一时期放在“唐宋变革”与“宋初”的历史和学术语境中观察，很容易就会发现“表面上乱，实质是变”。虽然五代十国政权上启于唐末藩镇，身上总带有一点先天性不足，“藩镇互相吞噬，皆无雄才远略，不能戡济多难”，但他们也有不可忽视的另外一面：“法度损益，历代相承，五代虽干戈相继，而制度典章，上沿唐而下开宋者，要不可没。”

也就是说，五代十国不徒为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最黑暗”的时期之一，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发生剧烈而又深刻变动的时期。陈寅恪先生《邓广铭

序》中的名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为世人所认可。而宋代文化之所以能有此成就，并不是偶然的和突然的，五代数十年“剧烈而又深刻”的积淀或曰蜕变，就是重要一环。其“剧烈”在于频仍的战事，其“深刻”则须剥开战争的迷雾进行更加细致考察，而“交际”便是这种“深刻”之重要一端。

纵观五代十国15个主体政权间的交往，其交际关系的类型可以分为：盟友型、敌我型、亦敌亦友型等。这种类型的多样化，决定了交际所发挥的作用，与一个政权的三个因素息息相关：一是实力，二是形势，三是当权者。当政治军事实力足够时，如果能够很好地交通诸方，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王建据蜀过程、吴越钱镠时期）；如果形势不如意，通过交际往来，也能为政权的生存和发展赢得重要机会（如南唐前中期和南汉前期）；但是，如果当权者自身不修，暴戾残酷或者软弱无能，则再怎么遣使贡献、通婚媾和用间谍也是回天乏术（如幽州刘守光、南唐后主）。观乎五代十国的几个比较成功的“明主”，无一不是对交际与这三方面关系处理得当者，如后周世宗、吴越钱镠。所以，到五代后期，已经有人看到这其中的机窍。显德二年四月，后周比部郎中王朴所献之平边之策，上来也是先说如何利用当时的局势：

“中国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观所以失之之原，然后知所以取之之术。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骄民困，奸党内炽，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积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为而已。夫进贤退不肖，所以收其才也；恩隐诚信，所以结其心也；赏功罚罪，所以尽其力也；去奢节用，所以丰其财也；时使薄敛，所以阜其民也。俟群才既集，政事既治，财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后举而用之，功无不成矣！彼之人观我有必取之势，则知其情状者愿为间谍，知其山川者愿为乡导，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矣。”

其中的“收其才”、“结其心”、“尽其力”、“丰其财”、“阜其民”，显然不能仅仅理解为针对后周治下的区域，而是同样适合于指导如何对待友邦邻国，特别是倾心顺附于后周者。周世宗一直强调与南唐等地的边境“不禁商旅”，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同时，中国“失吴、蜀、幽、并”，导致天下分裂，已经造成了“失道”的既成事实。但五代十国诸国的“分权鼎立”形势，也推动各政权不得不拿出一些维系人心的政策——既需要维系内部人心、亦需要维系外部关系。

因此，笔者认为，五代十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符合“现实主义”政治。现实是无政府的，没有可以俯视一切的权威来提供安全和秩序。同时，如果没有解决它们之间争端的权威而又公正的方法，各国就自己既充当法官、又充当陪审员、却也是刽子手。所以，任何政权都不得不依赖于它们自己的武力以求生存和繁荣。虽然有个别首领或其臣僚有建立权威政府、一统天下的想法，如周太祖郭威；或者在礼法观念上向该方面靠拢，如李克用，但那不过被称为“野心”罢了。决策者制定和施行政策的出发点，依然是“国家利益”。

如果单纯是这样的话，乍一看五代十国实在无可调和的余地，活该呈四分五裂之势。然而这仅仅是就历史的个体而言。从时代大势、以及这些政权个体行为交织的过程来看，却透露出整合的趋势。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的话就会灭亡”，同样的，历史如果没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亦难免流于消亡。

消亡，是无论上至皇帝、中至国王（藩镇）、下至士民，都不愿看到并极力避免的。因此，在似乎无休止的战争之外，他们又或自发、或自觉，或主动、或被动地发生了倾向于“和平”与“统一”目的的行为，这就集中体现于政权交际。这一点颇为符合“超稳定结构”理论所说的“某种稳定的分裂割据局面”，即“社会上存在着几个相对稳定的相互交战的小国，已不像大动乱时出于完全无序的状态”。这种状态通过小国割据和战争，会产生调节力量，从而“在分裂割据的基础上实现统一”。很明显，交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调节力量。

无可否认，五代十国政权中的大多数人仍然秉承“实力造就权力”（达尔文定理的社会延伸）的理念，争斗不已。这样一来，交际或许只能是五代十国的一个“非主流”行为了。但如果从实际情况考虑，争斗毋宁说更多的是一种无力回天之后的选择。现实是分裂的、无政府的，但却存在统一的、有序的理想或曰潜意识（又可称之为“历史因子”），这就是五代十国政权交际发生的背景和状态。

国家和政权，似乎不应该从道德立场上考虑问题，从而禁止或阻碍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政治行为（甚至包括战争），因为它在道义上的第一原则便是生存。而大家都要生存，这就势必衍生出“现实主义”政治的另外一端——“均势政治”。均势政治最重要的一点是多级平衡原则，它要求：一，反对绝对的霸权（或强大同盟）；二，增强和维持自身实力；三，不毁灭（保持体系稳定）。从五代十国各政权的实践来看，很好地体现了该原则。整个体系（政权并立）——体系维护者（每个政权）——个人（使节等），构成了一个动态稳定系统。

“真正的乱世”之含义在于，谁都不知道天下要走向何方。但五代十国最终由郭威、柴荣包括宋太祖这样一群人，代表所有的当权者（当然包括臣民的意愿）选择了一条道路，那就是（走向）统一。这种选择就反映在以他们为代表的历史人物所主导的交际活动中。

当然，一个个体影响时局和历史发展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五代十国所谓乱世，“民心所向”只不过是一种徒有其表的托辞罢了。当时的人物发挥影响力，主要有三种方式：拥兵自立；拥立新主或依附权贵；下诏、上书。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兵权至上。但若为稳定和长远计，执政者就不得不考虑多方面的均衡——外事与内政关系、经济与军事策略等等，这就构成了“交际”的基础。

在此基础之上，政权之间的互动，等于展开了一幅个性鲜明、“走向再造”的历史图画。关于五代十国交际的历史作用，和其中蕴含的统一因子（或力量），邓小南先生的观点可以提供很好的启发：“五代时期之所以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的过渡性。它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它自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局面脱胎发育而来，同时又为打破长期僵持之局面创造着条件；它是‘礼崩乐坏’的时期，同时又是大规模整理旧制度、建设新局面的时期；它是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时期，同时又是走向新层次统一时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参照，如果说唐末藩镇割据最为鼎盛时期，各地方的哗变、叛乱、拥兵自立、相互攻伐者，“他们几乎都出于个人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的话，那么经过一两百年社会形势的变化，很明显到五代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已经不再如此了，甚至这句话完全可以倒过来说。

如果再回归到问题本身，五代十国各家从“唐王朝控制下的政权”到“各自为政的政权”，自主性无疑是增强了，但与之伴随的是新的制约关系也就此形成。无论政权大小、势力强弱、“正统”还是“僭伪”，交际行为都存在着利用（或钳制）对方、乃至由此牵扯出的第三方第四方乃至第N方的意图。所以，从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事实来看，到底有无真正的“友好睦邻关系”或许应该是一大疑问。

五代十国整个的交际行为，可以说时刻笼罩在一个前提之下：契丹势力的影响。五代虽无明显的“华夷大防”之说，然而自契丹灭后晋，中原人心还是为之一震。可以说，中原对于契丹的交际期许，走过一个借助（后梁、后晋）——摆脱（后唐、后汉）——抗争（后周）的过程，这一过程从而成为了五代交际恩怨的一个大环境。而契丹政权本身也并未满足于仅仅做一个旁观者，大大小小的事件多少都与契丹发生联系（如南唐、吴越远交契丹）。当然契丹政权对于五代十国政权交际下涌动的统一力量，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破坏还是推进，是值得设立专门话题进行评估的，本文篇幅所限，不再赘述。至于南方诸国，在与中原政权的周旋之余，也从未断绝与外邦的交往，如楚对南方诸蛮的收服，南唐与高丽、交趾，南汉与占城，尤其是吴越国，借助其航路之便，大兴海外交际，其与日本的往来还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又自当别论了。

毋庸讳言，这些行为在绥远番外、文化传播、海外交流与贸易等方面是很有意义的。某种程度上说他们都代替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某些部门）行使了相关职能，在中国融入世界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构成了五代十国政权交际的协奏。

五代十国各个政权的这段历史，完全可以看做是一个紧密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整体。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的话，历史的动因如一座炉火，五代时期的54年犹如火上的一口大锅，锅中的五代十国政权如一粒粒米，而交际则如无处不在的锅中水，在炉火的加温下，催动米粒上下翻腾、相互碰撞、彼此黏合，最终每个米粒都不再完整，但却成为一锅熟粥中不可分割的一份子。

五代十国时期全图，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以下列出南方政权中吴/南唐、吴越的交际概况。

吴和南唐前后相递，虽历二姓，但基本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十国政权中极为罕见，也决定了二者不能分开而论。

杨吴的交际地位

吴的建立者杨行密（852–905年），可以说是南方诸国最早的开拓者之一。当时的北方有朱温、李克用、李茂贞、魏博罗氏、幽州刘氏等人争夺正酣，南方无暇顾及。杨行密利用这一空隙，打败孙儒的乱军，在与两浙节度使钱镠、江西节度使钟传、武昌节度使杜洪、荆南节度使成汭、武安节度使马殷等人的争夺战中，逐渐站稳了脚跟。到了天复三年（903年），杨行密就开始转变策略，谋求与周围势力建立良好关系，以求长期稳定发展。如当年四月，杨行密遣使见马殷，请为兄弟之约，并让马殷与朱全忠绝交。虽然被拒绝，但杨行密仍然坚持示好，将一直留在麾下的马殷之弟马赍厚礼遣归湖南，再次表达双方建立通商关系的想法。此举令马殷大喜。当年十一月，杨行密部将田頵叛乱，杨还求救于钱镠。

对于五代时期出现中原王朝与南方多个政权并存的形势，杨行密起到了重要作用。淮南的稳定，足以抵抗中原势力的南下，而将身后更宽阔的纵深留给了其他政权，使之赢得发展机会。正如前辈史家所言：“这个镇（淮南）的存在，阻碍着北方势力进入南方，使统一成为不可能。但占据北方的梁和沙陀人的唐、晋、汉，都是野蛮统治者，如果进入南方，只能给南方民众带来更大的破坏和痛苦，因此淮南镇隔离南北，在当时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作用和形象，其后一直伴随着杨吴和南唐（前中期）的交际。

907年，朱温酝酿着做皇帝的同时，杨吴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当年正月，徐温联合张颢翦除了袭吴王位的杨渥势力，开始掌握军政大权。虽然经历了一番内部动荡，但很快稳定下来，并扶植了新的吴王杨隆演。之后，朱梁在天祐五年（908年）、天祐十年两次对吴战争中均获失利，还损失了徐州王殷、延州朱瑾等将领和地盘。这样的结果，与杨吴为了获得支持，转而交好于晋王与岐王是分不开的：908年，弘农王杨隆演遣军将万全感赍书间道诣晋及岐，告以嗣位。直到两年以后的二月，“万全感自岐归广陵，岐王承制加弘农王兼中书令，嗣吴王”，杨隆演才正式行用吴王封号。顺义元年（921年），吴还和前蜀一起“屡以书劝晋王称帝”。

顺义三年（923年），李存勖灭梁时，曾邀吴出兵北渡淮河夹击后梁，但徐温采取了观望态度。等到后唐建立，徐温恐怕后唐征讨，但其臣属严可求却说：“闻唐主始得中原，志气骄满，御下无法，不出数年，将有内变，吾但当卑辞厚礼，保境安民以待之耳。”徐温这才放心，而且采用严可求的谋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十月，后唐遣使称诏至，吴主不受，“帝易其书，用敌国之礼。曰：‘大唐皇帝致书于吴国主’，吴人复书称‘大吴国主上大唐皇帝’，辞礼如笺表”。

单纯从这一条交际材料，看不出吴当时的策略具体有什么高明之处，但如果与出兵全力助唐的李茂贞对比来看，显然未发一兵一卒的吴所获得的地位更高一些。吴与后唐的第一次接触，显得有些虚张声势，需要继续稳固交际成果。所以紧接着派出使者入后唐进贡，并查探其朝中情况。十二月，司农卿卢蘋带着礼物来到洛阳，“严可求豫料帝所问，教蘋应对，既至，皆如可求所料。蘋还，言唐主荒于游畋，啬财拒谏，内外皆怨”。这一下徐温放心了，随即大胆地又遣张景报聘（贺登极），称“大吴国主上书大唐皇帝”。此后，吴对后唐频频贡献，计有：顺义四年三月，遣许确进郊天银等；八月，遣雷岘贡新茶；十二月，遣使贡献；顺义五年闰十二月，遣雷岘贺正礼币；顺义六年二月，遣使贺平蜀等等。以安抚对手，并终于“待”来了后唐的内变。而借助这样的方式，吴在几年之内很好地实现了“保境安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