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驾回家过年，比开电车更难受的是开豪车新周刊

一些人回老家时追求排面，讲究“荣归故里”。但郭弋搏认为，这种人为制造出来的距离感和阶层感，让人不舒服。

郭弋搏今年不打算回老家过年。他在微博上有145.6万名粉丝，是颇有名气的汽车露营博主。他的老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红炮台新村，去年年底他刚拍了一条纪录片《东北游记》，带朋友们回老家吃了一顿，并在自家的牧场露营。

“老家室外零下30多摄氏度，室内20多摄氏度。”两岁多的儿子活泼好动，习惯屋里屋外来回跑，郭弋搏担心孩子不适应老家的温差容易生病，他打算去温暖的珠海和澳门过年。

他和妻子阿梅、儿子安安住在北京通州宋庄一个小院，2016年之前有一批画家居住在此。东边不远处就是潮白河，过了潮白河就是挤满了打工人的“睡城”燕郊。

宋庄的房子多为平房小院。夫妇俩自己动手改造小院，郭弋搏设计并铺了石子路，阿梅为房屋刷漆。小院既呈工业风，又有烟火气，很像咖啡bar，还可以“原地露营”。他们有两只爱猫，大橘“小羽”闷头狂睡，即使隔墙痴情的猫咪来打招呼，也不为所动；异瞳三花“乐游原”怕生，藏得不见踪影。

地方虽好，但他不打算久住，计划今年11月就搬走。大概是出于在草原成长的经历，郭弋搏喜欢到不同的地方居住和体验。对他来说，每个地方住上两年就足够。

虽似牧人游牧而居，郭弋搏却很认同春节团圆的宗亲观。只要条件允许，他会常回家看看。

一、“年在过我”

任何人在小时候都无法选择怎么过年，只能由父母决定，这其实是“年在过我”，而不是“我在过年”。

郭弋搏记忆里的春节，是属于呼伦贝尔村落大院子的，那是家族二三十口人聚在一起的喧嚣与热闹。

当时过年的仪式感很强。郭弋搏有七个堂兄，过年时八兄弟总要聚齐，或在父母带领下，或结伴成行，挨家挨户地串门拜年。

小时候，过年是一场有条不紊的“倒计时”。从农历腊月二十五、二十六开始，每天都有固定的“仪式”。“比如全村人会选在同一天大扫除。那天放眼望去，家家户户都在擦玻璃；第二天则是统一的‘炖肉日’，把炖好的肉直接搁在院子里，一会儿工夫就成了天然速冻肉。这种阵仗至少要持续七天，全村同步，忙碌且壮观。”

郭弋搏家的小院。（图/受访者提供）

到了大年三十，节奏紧凑得像一场交响乐：上午贴对联；中午是第一顿饭的开始，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拉开序幕；下午则是大人忙碌、小孩串门；到了傍晚五六点吃过第二顿饭后，村子就静了下来。“那时有个说法，除夕夜小孩子不准出门，说是‘小鬼’要出来抓孩子。于是我们被成群地‘关’在大院子里，打牌、看电视，眼巴巴地等着子夜来临。”郭弋搏忆道，“那时候包饺子也有独特的习俗，饺子上桌后，先往天上使劲扔一个，再往地上丢一个，敬过天地神灵后，大家才能动筷子。”

真正的重头戏在晚上十二点。那一刻，全村鞭炮齐鸣，年夜饭正式开席。长辈们会在此时发红包。“过了这道坎，我们就像解禁了一样，可以出门去七大姑八大姨家串门。拜年活动往往会持续到凌晨两三点。”郭弋搏说，第二天大年初一，大家仿佛不知疲倦，早上八九点钟准时起床。“在农村，你若是赖床，邻里乡亲隔着透亮的窗户就能瞧见你睡懒觉的模样，那场面确实有些尴尬。”

2017年大学毕业来到北京后，郭弋搏的生活轨迹彻底变了。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时期只能“就地过年”的那几年，郭弋搏觉得，过年竟如此无聊。

为了制造热闹感和仪式感，郭弋搏曾在妻子的公司过年，和一群年轻人聚在一起准备年夜饭，围着电视一边看春晚一边疯狂吐槽，同龄人之间的共鸣让气氛变得有意思起来。然后他们放了一挂500响的鞭炮（在五环外），凌晨两点开车去天安门广场兜了一圈，天亮后排队在四季民福烤鸭店吃了一顿。特种兵式的“中二”安排，成了为数不多令他会心一笑的异地过年回忆。

二、坐绿皮火车，全程38个小时

小时候的春节，你不需要关心怎么回家；长大以后，回家变成了一个需要被计算、被权衡的问题。

中国特有的一年一度的春运大潮，令每个考到外省的学子，都能清晰地意识到“过年=一段很长的路”。

郭弋搏就读的大学在湖北。他在十堰坐上从重庆开往哈尔滨的绿皮火车，一路耗时38个小时。幸运的话，他能抢到卧铺，不然就是硬座。不过，他不觉得这么长时间的旅途是煎熬，反而很享受观察同车的返乡人，乐在其中。

有半车厢人是互相认识的。“我就好奇，好多人都从重庆上车，为什么他们要坐50个小时的火车回哈尔滨？这些人都来自哈尔滨附近，他们去重庆做什么？”郭弋搏说。

绿皮火车车厢内，其实是一个流动的微缩社会，折射出老工业基地人们候鸟式的技术打工背景。

这些东北大哥都是给重庆高层建筑装电梯的临时工。十二三年前，重庆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房地产业飞速发展，各类土木工程拔地而起。哈尔滨的土地对农民来说并不慷慨，他们在夏季种地的收成只能勉强糊口，而一旦入了冬，北方的土地便陷入长达五个月的沉睡。

但日子要开伙，孩子要交学费。为了这五个月的生计，他们像候鸟一样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