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牢A盯上的罗翔，为何陷争议？看理想

不久前，法律学者罗翔撰文，表示“吸毒入刑”有一定的道理，但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曾经在美国留学的网络博主“牢A”，反驳罗翔所阐释的法律观念上的平等生命权，并主张好人的命比坏人的命重要。

“牢A”的言论在评论区获得不少拥护，这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厌倦——人们厌倦了法学家们温吞的说教，厌倦了那套似乎总在为恶魔辩护的“程序正义”。

在很多人看来，世界很简单：好人得好报，坏人受惩罚。把好人和坏人放在同一个天平上，本身就是一种对好人的侮辱。

这种愤怒不仅合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但存在不少局限。也许在很多人的视野里，这就是“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或“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而在这个残忍的时代，谈论程序和理想太奢侈，我们必须确保现实。

真实情况要比网络舆论严肃得多。今天的文章，从一种社会性焦虑谈起。

《我们与恶的距离》

好人面具下的焦虑

对于绝大多数生活在如今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普通人来说，“好人”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自我评价，更是一种生存策略。

在一个竞争激烈、容错率极低、且道德判断常常泛化为公共舆论，进而冲击社会奖惩的环境下，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好人”，是大多数人维持生活稳定的唯一抓手。证明自己是个好人，不是危险的坏人，这种生活状态使得人们的心理处于一种紧绷的防御姿态。

在这样的心理背景下，权利被大众潜意识地视为一种稀有资源，而非基础。当罗翔说“罪犯也是人，也有生命权”时，他是在阐述一个现代法治的底线逻辑——权利是先于行为存在的。

但在焦虑者听来，这不仅仅是道理上的冒犯，更是对生存逻辑的否定。如果连十恶不赦的“坏人”都能分走一份名为“权利”的蛋糕，那么“好人”辛辛苦苦维持的道德资本是否就贬值了？

真正的焦虑感在这里。“牢A”的聪明之处，在于捕捉并利用了这种焦虑。他通过并不复杂的概念偷换，将“法律资格（Entitlement）”与“社会价值（Merit）”混为一谈。

在法理上，承认罪犯拥有生命权，绝不意味着认为他的生命在道德价值上等同于好人。这就好比说，一个连环杀人犯和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同样拥有呼吸空气的权利，这并不代表我们在歌颂杀人犯的呼吸。

生命权是一种资格，是生而为人的底线配置，而不是一种道德认可与承认。

《我们与恶的距离》

但在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中，这种区分被有意抹去了。世界并不分为权利、奖赏、道德、经济的复杂交织，而是一种简明的“阵营划分”。

就像“牢A”大喊“我就要和你谈道德”，世界分为简单的道德上“好人”与道德上“坏人”的阵营。基础权利与道德承认混淆，因此对罪犯权利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关注，都被解读为对“好人”阵营的侮辱。

这种心态虽然可以理解，但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部分人在为“牢A”叫好时，实际上是在拥抱一种极其危险的机制。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站在“好人”的队伍里，站在道德的高点，就能获得某种豁免权和安全感。

而所谓“好人”的根基是流沙。女性主义者是好人吗？环保主义者是好人吗？商业权益的主张者是好人吗？当“好人”的身份成为享有权利的前提，权利就不再是权利，而变成了拥有前提条件的特权——谁来定义“好人”？

与此同时，谁是“坏人”？是罪犯？是不小心欠债的失信人？是每一个在大时代的转轮下偶尔失足、或仅仅是与主流声音不合的普通人？“牢A”甚至认为所有女性留学生和陪读妈妈都是失足者。

“好人”和“坏人”从来不是一张永恒的身份证明，而是一张随时可能被替换的社会便利贴。在互联网的语境下，定义权极其任性。我们难道见好人坏人的瞬间转换还少吗？

再述“平等”的重要

如果我们剥离民粹主义的激情，冷静审视法治的根基，会发现一个极反直觉的真相：法律的存在，往往不是为了顺从我们的道德直觉，而是为了抵抗它。

当我们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时，被唤醒的是人类基因深处最原始的复仇本能。这种本能痛快、直接，充满血性的快感。然而，文明并不顺应快感，文明是对情感的反思。那么，为什么我们必须咬着牙，去捍卫那个看似荒谬的命题——“坏人”与“好人”拥有平等的生命权？

《毒舌律师》

首先，这并非出于对他人的仁慈，而是出于对未知的恐惧。正如哲学家罗尔斯在“无知之幕”思想实验中所揭示的：

当我们设计社会规则时，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将扮演什么角色——是英雄还是罪犯，是富豪还是乞丐，是审判者还是被误判的嫌疑人——最理性的选择是什么？

毫无疑问，我们会选择给那个处境最糟糕的人，留下一条底线。

我们之所以自信地认为自己是永远的“好人”，往往是一种幸存者偏差。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罪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拥有较好的出身、教育和机遇，或者仅仅是因为运气好，没有在某个绝望的时刻走错那一步。

或没有遭遇那种诱惑，或不属于一种危险的性别与身份，或更简单的，我们的恶言恶行在暗处或被网络掩盖，并不为人所知。

如果我们将权利视为“好人”的奖赏，一旦命运转动，我们不幸跌落（哪怕是被冤枉），我们将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保护。保护“坏人”的权利，本质上是我们给那个可能犯错、可能遭遇不幸、可能被误解的自己，买的一份终身保险。

现代平等，就是意识到我们的所得，不管是经济上的，还是道德上的，都具有某种运气和概率。既然一个穷人值得福利兜底，而不是斥责他无能与懒惰，一个犯罪者就应有基本的尊严和权利。

其次，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看，坚持权利平等，是驯服“利维坦”的唯一锁链。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就从法律惩罚角度警示过，国家机器拥有相对于个人压倒性的暴力潜能。

如果我们允许法律根据对象的“好坏”来动态调整力度——对“好人”温情脉脉，对“坏人”雷霆万钧且不讲程序——那么我们就赋予了公权力一种极其危险的自由裁量。这理应已经成为一种常识了。

最后，平等还是伦理学的终极命题。人之所以为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德沃金看来，权利是人手中的“王牌”，它必须能够压倒集体的偏好。如果我们因为大多数人讨厌某些人，就可以剥夺他们的基本权利，那么“人”就沦为了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个人沦为社会的附庸。这恰恰是康德最反对的功利主义逻辑。

《毒舌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