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引爆台湾争论：谁的渴望，谁的风险？BBC
台湾应否“代孕”合法化，30多年来都没有社会共识。近期立法院审议《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让这个争议再度成为焦点。
法案讨论引发大量女性强烈反对，被视为集体创伤的展现，少数男同志发言也进一步加剧社会情绪背后的性别对立。部分声音甚至将“代孕”与“性交易”类比，引来新一轮争辩。
回到制度的起点，社会各界都在追问：生育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是个人渴望，还是必须由政府回应的公共问题？
BBC中文采访多位专家与性别运动人士，梳理在代孕讨论中浮现的争点与张力。
延烧30年的代孕立法争议
代理孕母是指一名女性受他人委托，透过人工生殖技术怀孕，生产后孩子由委托者抚养。是否使用代孕者的卵子，则视代孕契约与当地法规而定。
若从是否涉及报酬来分，代孕模式可分为“商业代孕”（有偿代孕）和“利他代孕”（无偿代孕），前者允许委托者向代孕者支付必要费用外的报酬，后者经常是亲友协助性质的代孕，委托者仍须负责代孕期间的必要支出，至于能否给予补偿金（compensation），各国规定不同。
民众党立委陈昭姿（右三）被视为推动代孕的领军人物
无论是哪一种，代孕在台湾都不合法。这是根据2007年颁布的《人工生殖法》，异性夫妻若不孕或有特殊医疗理由，可进行人工授精及试管婴儿等疗程，但依法受术女性必须“亲自怀孕”。2024年卫生福利部曾提出修法草案，尝试纳入代孕条文，但因争议过大而搁置。
部分台湾人会前往开放代孕的国家寻求服务。2025年出版的纪实书籍《孩子不是我生的？第一本台湾夫妻的海外代孕实录》指出，以美国加州为例，商业代孕费用至少需要22至29万美元，需历时一到两年。
过去亚洲的热门地区则因出现剥削与弃养问题，泰国已禁止外国人使用商业代孕服务，印度则全面禁止商业代孕。
随着近年台湾同婚合法化及生育型态的改变，人工生殖与代孕议题再度引起讨论。台湾立法院自1月8日审议《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在各党立委、党团与行政院提出的共20个草案版本中，有5个版本增列代孕专章，被指等同推动代孕合法化，引发各界关注。
其中，民众党立委陈昭姿被视为推动代孕的领军人物。她倡议代理孕母制度已经超过30年，早在1990年代她尚未从政、担任药师时，就自述是一名“先天性子宫发育不全”患者，因无法生育感到痛苦与绝望，盼为所有不孕症病友发声。
2024年就任立委后，陈昭姿领衔民众党团提出一份增列代孕专章的《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试图建立一套以“互助”为原则，但在主管机关所定金额或价额内，仍可对代孕者提供酬金的代孕制度。
陈昭姿指出，“代孕不会因为没有法律就消失”，子宫有病变的女性、男同志伴侣若只能远赴海外代孕，无论是孕母、孩子、需求者都缺乏保障。几位支持代孕的国民党立委，也陆续提出各自版本。
同年5月，《人工生殖法》的主管机关卫生福利部，也公告了一份包含代孕制度的修正草案，迅速引起舆论反弹。同年年底，卫福部宣布改采另一个没有代孕的草案版本，但相关争议已经一发不可收拾。
社会情绪背后的性别张力
在法案讨论的同时，社会上接连出现多起争议事件，隐隐浮现性别对立。
2025年，少数曾赴国外代孕求子的男同志的线上言论引发众怒。相关事件包括：有男同志伴侣分享国外代孕经历时，直言他们“选了一个最漂亮身高最高的俄罗斯人”、“不是来听你教我子宫要怎么用，不爽请滚喔”。另一对伴侣赴墨西哥代孕生下“四胞胎”，遭网友质疑为何不减胎以降低孕母生产风险，虽事后澄清是两对双胞胎，但其对代孕细节的描述，仍引发是否合法的讨论。
上述两起事件都源自Threads平台，当事人的真实背景难以查证，但皆非匿名僵尸帐号。另一个身分可确认的案例，则是经慈济医院证实为员工的朱姓医师，他与同性伴侣赴美国代孕生子后，将孕母生产画面未经遮蔽地上传Instagram，引发网友挞伐，认为此举侵犯孕母的隐私与尊严。
台湾社会上接连出现多起争议事件，隐隐浮现性别对立。
另外，陈昭姿身为代孕合法化的最大推手之一，过往接受网路节目《岂有此吕》专访的影片也被挖出。她在专访中回顾早年尝试非法代孕的历程，谈及想筛选性别生下男婴以回应婆婆的期待，以及曾洽询一名医疗知识不多、想要收入的外籍移工，盼她能当代理孕母等，相关言论引起舆论不安。
随着更多争议言论浮上枱面，许多女性对代孕制度表达出强烈的愤怒与焦虑，论战也延伸到“发言权”的问题——没有子宫或孕产经验的人能否评论代孕制度。
台湾生育改革行动联盟监事谌淑婷向BBC中文指出，女性对代孕的愤怒和焦虑，其实是一种对孕产现状失望的集体投射，因为很多女性在孕产的重大决策上，都被医师、配偶或长辈的意见淹没，甚至遭到道德绑架。“如果我们自己在婚姻中都无法完全掌握身体，那些更弱势的代孕者，谁来保证她们有能力拒绝？”
她提到，台湾社会仍有孕产迷思，“连生下一个孩子（肤色）白或黑，都会说妈妈是不是在怀孕时吃了什么”，倘若孕育自己的孩子都会招来指点，更不用说代孕者能保有多少自主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