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本科生，就有1个残障？南风窗

“你常常迟到吗？”

“你是个有条理的人吗？”

“你在读书或写作时，会不会很容易走神？”

问题很普通，回答却未必轻松。对一些欧美大学的学生来说，这类学习障碍筛查问卷背后，连着一套“不普通”的安排：多出25%的考试时间、更安静的考场，乃至课堂、作业与住宿层面的便利措施。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顶尖学校里，进入这套支持体系的人正变得越来越多。外媒援引的数据显示，在布朗和哈佛，登记为残障的本科生都已超过20%；在阿默斯特学院，这个比例约为34%；斯坦福比例最高，约为38%。

美国大学中报告自己有残疾的本科生比例。其中，斯坦福比例最高，约为38%

而这种变化也不只发生在美国。英国高校里，申报残障的学生比例在2008到2023年间翻了一倍；在牛津和剑桥，比例从5%飙升至20%左右。

换句话说，最擅长筛选学业优异者的学校，如今也拥有极高比例的，在学习上存在某种学习障碍、需要额外支持的学生。

这些数字之所以引发争论，不只因为它在快速上升，更因为它落在了精英教育的语境里。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大学考试是一件相对简单的事：一间教室，一叠答卷，统一的时间开始，也统一地结束。监考老师盯着钟表，提醒几次剩余时间，考试就算完成。

但在越来越多的欧美大学里，这种场景开始消失。

同一场期末考试常常被拆成几个版本：有人留在原教室，有人被安排到低干扰考场；有人按标准时间交卷，有人可以多写十多分钟。考试本身未必更难，规则却更复杂了。

最先感到措手不及的，是老师。

在密歇根大学，学校为获得官方残障认定的学生设立了专门的考试中心，但在期末周里，这些考场经常一位难求，教师不得不临时找教室、配监考、补人手。芝加哥大学有教授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如今真正安静的地方反而是普通教室，那些原本为“低干扰”而设立的考场，因为使用人数太多，已经不那么低干扰了。

在密歇根大学，任何自我认定有残疾的学生，如心理健康障碍、ADHD、ASD等都可以申请包括低干扰考场在内的学业辅助安排/截图自@密歇根大学

这些变化，不只是几位教师的抱怨：在不少大学，考试安排不再只是教学事务的一部分，而是与一整套“残障支持体系”紧密相连。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校园里的“合理便利”，并不需要太多解释。它对应的往往是更传统、也更典型的学习障碍：通常在童年就已显现，长期影响阅读、写作或数学等学业技能的习得，甚至会连累学生无法顺利完成中学学业。

变化发生在近十多年里。越来越多进入顶尖大学的学生开始以注意力、执行功能、情绪与压力相关的困扰进入支持体系，“便利”的边界开始被重新划定。

特别是ADHD这类情况，它的争议点从来不在于“有没有这个问题”，而在于：问题要严重到什么程度，才算对学业功能构成了需要被制度性照顾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欧美高校，便利措施要通过残障支持办公室审核，但不同学校对材料细则的要求并不一致，流程也不总是透明，这让“同一门课为什么会出现两套考试条件”变得更难被一句话解释清楚。

这使得精英校园里本就紧绷的竞争神经，变得更为敏感。差一点的绩点、一次考试里的几分钟，都可能被想象成“差很多”。

图片由Philippe Bout拍摄，图源Unsplash

今年30岁，从哈佛毕业的Lindell告诉南风窗，哈佛的学生当然聪明，但顶尖学校真正筛选出的，未必只是智力，更是一种“在制度里取胜”的能力。上面的人制定规则，有时合理、有时荒唐，但学生会像“玩桌游一样把规则拆开”，以求选择达到最优。

他说，如果有一套流程存在：只要你时常觉得疲惫、注意力难以集中，就可以去做评估，开药，填表，最后换来更多考试时间，那么学生群体很容易分成两类：一类是嫌麻烦，相信自己不靠这些也能拿到A；另一类会认真研究如何利用这条路径。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富裕家庭的孩子借残障支持体系钻空子的讨论，也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怀疑并非空穴来风。

2019年，《华尔街日报》曾分析发现，在纽约郊区名校Scarsdale High School，大约五分之一的学生被认为有残障，并有资格在大学入学考试中使用便利措施，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极端的例子，来自2019年美国司法部公开起诉的Varsity Blues招生舞弊案。调查披露，确实存在富裕家庭通过不当方式获取“学习障碍”相关证明，借此在SAT、ACT等考试（相当于美国“高考”）中争取额外时间。

问题开始浮现

如果把视野从个别学校和极端事件中移开，放回到更大的高等教育图景，另一组事实会浮出水面。美国全国层面的数据显示，大约五分之一的本科生自我认定或被认定存在某种残障状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与注意力、情绪或心理健康有关。

这在顶尖院校更引人注目。2024年，哈佛大学21%的本科生获得了残疾便利措施。过去十年，这比例增长了15%。布朗大学、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等顶尖学府，也保持着基本持平的残障水平。有些高校的数据格外显著，如斯坦福大学有38%的学生登记为残障人士，阿默斯特学院则有34%。

而根据美国教育部数据，2011-12学年，残疾本科生比例只有 11%。

2025年5月2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拍摄的哈佛大学校园/新华社发（朱子于摄）

类似趋势不局限于美国。英国牛津大学的报告指出，2017/18 学年至 2022/23 学年期间，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特定学习障碍的学生人数几乎翻了一番，从1091人增至1935人，残疾占比提升至28%。

牛津大学表示，该校致力于为残障学生营造一个受欢迎的环境。

美国高等教育与残疾协会（AHEAD）在回应相关报道时强调，便利措施的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滥用。它也可能意味着更多人终于被识别出来，更多服务被建起来，以及校园心理健康困境更普遍地浮上台面。

近几年，在 Reddit等论坛上，这种“浮上来”的过程几乎是可见的。发帖的人有时是学生，有时是家长：高中时一路优秀，到了大学却像突然失灵，作业拖延、上课吃力，甚至第一次面对挂科。

图片由Unseen Studio拍摄，图源Unsplash

与此同时，一个更不显眼但更关键的变化也在发生：医学与教育系统对“功能影响”的描述语言正在移动。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SM-5）将判断重点从强调“临床显著损害”，转向症状是否会“干扰或降低”社会、学业或职业功能质量，并更明确覆盖青少年与成人群体。

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进步，也意味着边界更依赖解释，更依赖证据，更容易被公众拿来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