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身后的那个小丈夫周彦敏

与陈明结合，可能是丁玲一生中最得意的一个选择。

有关他们同居的起始时间，目前有两种说法：

一种来自陈明自己。他曾告诉李向东，他与丁玲1942年春节在蓝家坪文抗结婚。

但这种说法遭到蒋祖林的批驳。蒋祖林称，1942年春节那个寒假，他与母亲丁玲一起借住在罗烽母亲的窑洞里。言外之意就是，丁玲不可能与陈明在此时结婚同居。

据了解，1942年春节期间，丁玲的工作关系还在《解放日报》，解放日报的社址在与宝塔山隔河相对的清凉山上，当时人们的住宿都是跟随工作变动的，丁玲在担任文艺栏主编期间，她在文抗驻地蓝家坪并没有独立住所，所以她来蓝家坪，要借住在罗烽母亲的窑洞里。

查阅万年历，1942年3月1日恰好是元宵节。传统习俗，过了元宵节，春节就算过完了。

1942年3月中下旬，舒群接替丁玲《解放日报》文艺栏的工作后，离开蓝家坪，搬去了清凉山，舒群倒出来的窑洞，丁玲搬了进去，这才真正安了家。帮丁玲搬家的正是黎辛，黎辛说，那时候搬家很简单，一辆大车就拉过来了。

黎辛细心查对过《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得知舒群是13日决定调来，16日上班。

丁玲结婚的另一种说法来自黎辛。

黎辛回忆，丁玲陈明正式举办婚礼是194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那天，文抗秘书长于黑丁还特意安排伙房加了两个好菜，会餐。黎辛说，当年延安很看重十月革命节，许多人都选在那个日子结婚。

蒋祖林也持此说。

但陈明没有认同这个说法，他说：“我们结婚没有张扬，没有请客”。

合理推测一下：也许，两人住在一起的时间较11月7日要早一些？所谓的会餐，就是宣告“公开营业”的一个形式而已。

丁玲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次讲话中，针对当时社会上关于“思想解放”的讨论，曾语出惊人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这或许算是当事人的夫子自道吧。

不论是早在那年春节，还是晚到当年的11月，丁玲与陈明在一起，都是1942年。

西战团时期的丁玲

而1942年，对于丁玲来说，可谓是流年不利。

首先，那年3月，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解放日报》一经刊发，就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受到许多老干部的批评，随后，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丁玲也和王实味一起，成为被批评的对象。

后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彭真就曾经对丁玲说：你以为毛主席喜欢你，你犯了错误他也喜欢你？

彭真所说的这个错误，指的就是《“三八节”有感》。丁玲自己也承认，这篇文章，让她从此以后受了几十年的苦楚。

其次，丁玲与陈明的恋爱，舆论风评也很不好。

两个人的年龄地位差距较大还在其次，关键是陈明与丁玲最终走到一起，是他抛妻弃子，与刚刚生下儿子的席萍分手，两个人才同居结婚的。无论后来丁玲陈明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如何坚如磐石感天动地，都无法绕开陈明曾经对席萍凉薄无情这一事实。柯仲平得知两人同居后，对陈明直言不讳地说：“我看你们两个在一块不合适，我怀疑你们两个能不能白头偕老？”

当时陈明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丁玲鼓励他：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

陈明在93岁时出版了他的口述史，他在回忆录中说：

我与丁玲的结合，有些朋友对我们的关系能否长久表示担心。我知道，自己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有变化，我不能错了一次还错第二次。丁玲是值得我去爱的，值得我用我的一生去爱的。我欣赏她的为人，她在西战团的工作，她一生的创作，我希望她能不断取得成功。她是个热情、正义、直率的好人，值得我终生帮助她。丁玲并不总是那种男性化的风风火火，她也有女性妩媚的一面。

暮年的陈明，反思当年与丁玲结婚的过程，也对席萍表达了迟到68年的诚恳歉意。当时他与席萍结婚，没有告诉丁玲，丁玲知道后，很痛苦。陈明说：

这段时间我听到的议论都是说丁玲非常痛苦，我感到这种局面非解决不可。我想：席萍还年轻，各方面条件都好，还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得忍痛做出决断，不能让三个人都痛苦的局面再持续下去。于是我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我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我提出我们的感情不合，要求离婚。我提出离婚时，席萍正住在中央医院，准备生孩子，……席萍当然不同意，但是我的态度很坚决，那时也太年轻，不应该在她生孩子时提出离婚的要求。孩子出生后，我们分手了。……我与丁玲结婚后，内心常责备自己为与席萍分开所找的那样一个借口，当时我的确没有办法解除三个人的痛苦，因与丁玲结合，只是把痛苦都给了席萍，这对她是不公平的。对席萍，我始终怀有负疚的心情。

1939年的陈明

丁玲与陈明在一起后，并没有像童话里说的那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相反，迎接他们的，是苦难和考验。

丁玲的磨难，《“三八节”有感》才刚刚开了个头，到了1943年，整风运动进入审干阶段，在“抢救失足者”运动中，丁玲又被“抢救”了一回。

那时候，两人同居一年多，就被迫分开，陈明与丁玲分别在党校一部和三部参加审干，两部相距好几里地。丁玲因有过被捕的经历，再次成为重点审查对象。很多人不能理解丁玲为什么在南京不坐牢不受刑，还能每月拿着国民党100元生活费，却没有给国民党做事。

丁玲有口难辩，犹如惊弓之鸟，住在一间漏风的破窑洞里，不断地反省、检查、交代，却始终过不了关。后来，住隔壁的杨植霖这样告诉陈明：“丁玲当时精神负担很重。”

这一年的8月27日，重压之下的丁玲，在一份南京历史的补充交代材料，承认自己曾经写过一张条子，大意是：“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过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不活动，愿家居读书养母。”

这张条子，加重了丁玲问题的严重性，复杂性，成为日后压在丁玲心头几十年的沉重包袱。丁玲在被轮番谈话之后，心态崩溃，违心承认自己是特务。她在日记中写道：

我已向党承认我是复兴的特务了，我向党说事实是的，我就该认清，我就该承认，我说我作极力努力靠近党，用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方法来检查我的历史，我对这种研究是有兴趣的，我说了我的反党的罪行，历数了，把我的什么都说成是反党的阴谋，我把我认识的人都供了，把我同这些人都说成了特务工作的联系，支部书记答复我说“问题”解决了一部分，现在还须要我反省出国民党使用我的方法，和我的工作方法，因为他说我是很高明的！——我的心情太乱，情绪太坏，这事是不能说得很具体的……

尽管后来“抢救运动”被及时叫停，但自此以后，延安老大姐中已有人不以丁玲为同志了。

丁玲在延安的处境越发微妙难堪了。

那一年的9月14日是中秋节，中国传统的团圆节。在那天的日记中，丁玲想到了陈明，写道：“夏：你现在在做什么？我知道你是在你们狂欢晚会中热闹的笑着玩着呢！我知道，你的心是不能为月饼弄甜的，你会想着我，痛苦地想着我！”

与其说陈明在痛苦地想着丁玲，不如说真正痛苦的人，是丁玲自己。

那时的陈明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单纯大男孩，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帮助丁玲应对突如其来的磨难。

陈明后来回忆说，“丁玲那时很苦闷，就是一个人在自己的窑洞里学习，想自己的问题。我在三部，离一部有好几里地。抢救失足者时，都在党校一部开会，一部有院子，有戏台，我们都是列队去，一个星期开几次会，有时口袋里装着西红柿。我和丁玲不能讲话。丁玲当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组织他们晚上去看戏，这算是娱乐活动吧，她还能看到我演戏……”

陈明在口袋里装着西红柿，是想要送给丁玲吃吗？还是留给自己的？他没有说。那时候的陈明，因为年轻，对丁玲正经历的痛苦或许还不能感同身受，他说：“有一次看了我演的《俄罗斯人》，（丁玲）还和萧三评论，萧三说陈明这个戏演得好。”

他更关注的还是自己。

陈明说：“有时偶尔我也能见到丁玲，但我们只是彼此笑一笑，不能单独见面，不能在一起讲话。丁玲思想压力很大。”

这或许也是找一个小丈夫的弊端，在关键时刻陈明不能为丁玲分忧，更在意他人对自己的肯定与认可，显得有点没心没肺的。

绝望中，丁玲在日记里写下这样的句子：

伯夏：为什么又写了这名字呢？当我把这两个字写在纸上的时候，伯惠尔的影子便来到我眼前，那时伯惠尔正穿着工装，唱着“生活像××一样，机器吃我们的肉……”为什么我会想起伯惠尔呢，他于我有什么意义？他于我今天有什么意义？是的，它是在我的过去的生命上曾经开放过的一些小小的花朵，这些蓝色的，新鲜的小小花朵，是曾经被我珍视过，它昭示过我，温暖过我，支持过我的。然而这些今天在我还有什么意义么，我不明白，但我却仍想着想着，而写下了这名字。

伯夏，是丁玲对陈明的昵称。

这名字，来自陈明扮演过的一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