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被烧之前，竟是东亚最早的西式大学？国家人文历史

初踏澳门半岛，游人的步履多会最先被吸引到大三巴牌坊前----澳门经典的城市封面。仔细凝视，会发现这座地标的真正魅力：西式雕像下的汉字箴言，看似矛盾的符号，历经四百年已浑然一体。沿着牌坊前石阶向历史城区的另一端走去，半岛之南，郑家大屋里的岭南青砖与葡式百叶默契搭配，一如当年郑观应在此潜心沉思，熔炼出东西方思想交锋、“活化”的硕果。这两处世界遗产点，共同勾勒出澳门独特的文化基因：大三巴是文明相遇的宣言，郑家大屋则是思想融合的实践，它们一同为我们揭示了中西教育在澳门这片沃土上，如何从最初的惊奇对视，走向深度的互学互鉴，绽放出并蒂繁花。

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机构

“大三巴牌坊”----本身就是一个中西杂糅的名称。“大三巴”为葡语“圣保禄”（São Paulo）中文音译，“牌坊”则是对其形制的中式“昵称”，它还有一个直观表达身世的名字“圣保禄教堂前壁”。圣保禄教堂最早建于1583年，在1595年和1601年先后发生几次大火而烧毁重建。后来，1630年新教堂落成，1640年加建的前壁和石阶完成，是当时远东最大的天主教石建教堂。又过了两百年，1835年，一场大火让教堂付之一炬，仅余前壁和壁前68级石阶，化身成为澳门最富有价值的瑰丽遗产，也将一段于澳门而言日后能够成为东西文明交汇地的最重要历史“折叠”其中。

大三巴。来源/维基百科

1594年12月1日，在范礼安的主持下，圣保禄学院于澳门炮台山南麓、紧邻圣保禄教堂正式创立，孟三德（Duarte de Sande）为首任校长。作为东亚地区第一所西式高等教育机构，圣保禄学院比日本东京大学（1877）早283年，比中国内地最早创办的近代西式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还早285年。

范礼安在课程设计上花了不少心血，借鉴了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1290）的规章制度，堪称一场精心设计的“双轨制”实验。一方面，它完全仿照西方模式，设三大课程类别：人文科，包括汉语、拉丁语、修辞学、音乐；哲学科，包括科学、哲学；自然科，包括数学、天文历学、物理学、医药学。学制分为两部分，一是初修院（即预科教育）、一是神学院（六年制），考试制度严格，合格者可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范礼安曾于1597年分“各科共同规则”“假期和周休”“拉丁文课”和“艺术班”四方面为该院制定了全套的校规。对诸如作息时间、教师资历、课程设置、课堂纪律、考试要求、个人操行等等细小环节都有明确规定。

艾儒略绘《万国全图》，在圣保禄学院，艾儒略既进行教学，也学习中国文化

另一方面，学院极其重视中文与中国文化的教学。根据南京大学黄鸿钊教授及澳门学者刘羡冰的研究，中文不仅是圣保禄学院的必修主科，而且学时最多。因此，圣保禄学院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不是一所单向输出西方学问的学府，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学术平台。

圣保禄学院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是双向的。在“西学东渐”方面，学院是西方知识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耶稣会士通过学院，将西方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火炮技术等传入中国，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科技与思想。这种双向的教育理念也培养了最早一批学贯中西的华人学者。如“清六家”之一的吴历，字渔山，自小入教，诗画皆佳，其作品融合西画技法与中国文人画意境，是“西学中用”的典范。1680年到1683年，他在澳门学习，描写在圣保禄学院的学习场景，其中有“我写蝇头君写爪，横看直视更难穷”妙趣横生，自言在此期间“朝夕与西士相处，既习其艺，亦传我道”，大抵是当时学习者的群像。

1869年，澳门大三巴牌坊及原教堂前台阶

在“东学西传”方面，学院更是一个强大的发射台。耶稣会士们通过书信、报告和翻译，将中国的哲学、政治制度（尤其是科举制）、伦理道德、历史地理等系统介绍给欧洲。为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然而这场宏大的教育实验，在18世纪中期宣告危机。1760年，葡萄牙国王下令没收耶稣会全部财产，继而包括圣保禄学院在内的澳门耶稣会财产被查封。1762年，学院被迫关闭。1835年，一场大火吞噬了学院和教堂的大部分建筑，从实体上宣告了其使命彻底结束，唯一幸存的教堂前壁倔强地屹立，成为澳门开放与对话精神的永恒象征。

大三巴牌坊背面。20世纪90年代，澳门相关部门对教堂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修复及再利用工程，发现了昔日教堂背后的建筑遗址及埋葬教士的墓地。1996年10月，在原教堂主祭坛的位置建成了天主教艺术博物馆与墓室，展出部分澳门教会的珍贵文物

留学教育的先声

时光流转至19世纪，鸦片战争的炮火震碎了天朝上国的迷梦。在这一历史剧变前夜，澳门，再次以其独特的教育实践，为中国近代化播下了关键的种子。1839年，马礼逊学堂在澳门正式开学，它被誉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学堂”。

1834年在华英美人士于广州成立“马礼逊教育协会”，五年后，在耶鲁毕业生布朗主持下，学堂在澳门开学，其宗旨明确为“在中国开办和资助学校”，以双语教育为桥梁，“把西方世界的各种知识送到中国少年手中”。

在这群学子中，容闳的身影尤为突出。

容闳（1828―1912），广东广州香山县南屏村（今珠海市南屏镇）人，中国近代留学先驱

马礼逊学堂独立设校后，容闳与黄宽、黄胜等人成为最早一批学生。中西并重的教育模式，让少年大为震撼。他回忆，布朗先生教物理时，总会找来实物演示。而下午的经学课，先生又要求学生体会圣贤的微言大义。1845年，容闳在一场公开考试中的英文作文《幻游纽约之上溯哈德逊河》（又名《一次幻想之旅》），凭借丰富的想象力、优美的文笔，受到高度赞扬，并被刊登在《中国丛报》上。文中对纽约“危楼摩天，华屋林立”的想象，展现了一个中国少年对世界的向往。1847年1月4日，在布朗的带领下，容闳与同学黄宽、黄胜一同从澳门启程，赴美留学，这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开端。容闳先入孟松学校（当时美国最有名的预科学校），后考入耶鲁大学，于1854年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的中国人，并于当年回国。